单位文秘网 2021-09-04 08:53:04 点击: 次
中药是我国人民用来和疾病作斗争的一种重要武器。有关中药的知识,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起来的。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授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物可以有效地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这个发现被誉为一次“拯救2亿人口”的发现。屠呦呦在获奖感言中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赠予人类的瑰宝。”屠呦呦的获奖再次引起人们对中药学的高度关注。
悠久的历史
古代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神农时代大约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那时,人们对各种各样天然植物的性能逐步有所了解,发明了原始农业。“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教民劳作,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在原始农业的发明过程中,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植物的药用性质。据《淮南子》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所谓“尝”,就是指当时药都是通过人体自身的试验来了解它们的治疗作用的。神农为了给人们寻找治病的草药,在尝尽百草之后,竟尝到一种剧毒的断肠草,肠烂而亡,为人民牺牲了生命。这个悲壮的传说,正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的艰辛过程。
到了春秋时期,人们积累的药物知识已经比较多了。在《诗经》中就已经记载了一些可以做药的植物,如“芣苢”(fuyi,车前)、“蝱”(meng,贝母)、“蓷”(tui,益母草)等。战国时成书的《山海经》更明确提到120多种药物,包括植物、动物、矿物三类,并提到了它们的简单用法和治疗性能,有的还用来预防疾病。如“骨蓉,食之使人无子”;“箴鱼食之无疫疾”等等。
由于古代的药物主要来自自然界的植物,因而人们把药物学著作称为“本草”。大约到了汉代,我国出现了一本专讲药物的书《神农本草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书中记载药物365种,分成上中下三品。这部书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和主治的病症,都有详细的记载。对各种药怎样互相配合应用,以及简单制剂,动作了概述。更可贵的是,早在两千年钱,我们的祖先通过大量的治疗实践,已经发现了许多特效药物,如麻黄可以治咳喘,大黄可以泻下,常山可以疗疟等。这些都已用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得到证实。
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到魏晋南北朝时,医药知识已相当丰富了。东晋时,出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葛洪。他精通医学和药物学。他是世界上记载天花、恙虫病的第一人,对天花、肺痨(肺结核)等病的传染性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他还是用免疫预防狂犬病的先驱。他一生著作宏富,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等。他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他撰写的《肘后备急方》收集了大量急救用的方子。这些方子,是他精心筛选出来的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在花钱买的也很便宜。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他对后世医药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屠呦呦在获奖后曾说,古代中医药典籍“给我灵感和启发”。当青蒿素的研发在遇到困难时,正是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说法,使她恍然大悟,改进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最终获得成功。到南北朝时,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已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南朝的药物学家陶弘景,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惊醒了一次新的总结,整理成《本草经集注》一书,共得药物730种,比《神农本草经》收集的增多一倍。《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法,仅仅指出有毒、无毒,还嫌粗糙,有时还容易造成治疗上的差错。陶弘景则首创药物的自然属性和治疗属性来分类的新方法。他把七百多种药分为草、木、米食、虫兽、玉石、果菜和有名未用等七类。这种分类方法后来成了我国古代药物分类的标准方法,沿用千年。陶弘景还首创按治疗性能对药物进行分类的方法,例如祛风的药物有防风、秦艽、防己、独活等,就归在同一类。这种分类方法,便于治疗参考,对医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封建文化高度发展。这一时期,由政府主持编修了一部药物学著作。它总结了一千多年来的药物学知识,并由各地征集实物标本,绘制成图,成为一部图文并茂的药物学专著,取名《新修本草》,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编修完毕。书中共载药物844种,分为9类。这种由国家颁定的药物学专著,现在称为“药典”。世界各国政府都有自己的药典,《新修本草》就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药典。其他各国的药典,最早的是公元1494年意大利佛伦伦萨药典,比起《新修本草》要晚了八百多年。药典的颁布,对于统一药名,订正对药理的认识,促进医药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中药学的发展,到明代达到高峰。明代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发达,交通方便,内外交流频繁,药物学知识空前丰富,从国外输入和同少数民族边远地区交流的各种药物也不少。这时候亟须对药物学的知识加以进一步总结。这个重任由当时杰出的科学家李时珍完成了。李时珍通过毕生的努力,深入实践,埋头苦干,不但阅读了古代有关著作八百多种,吸取前人成果,而且通过实物考察和四方采访,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在此基础上,三易其稿,终于写成了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这部巨著完成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全书共52卷,190多万字,分为160部,62类,记载药物1892种,收入方剂11096个,还绘制了药物形态图1110幅。《本草纲目》采用了比较先进的药物学分类法,依据药物的属性和功用,采取植物、动物、矿物科学分类。植物类药物又采取“析族区类”的方法,分为草、谷、菜、果、木五部;部下又分为不同类。如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湿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九类,类下又细分为不同的种。每一种药物,都首先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说明它的产地、形状、颜色、气味、功能。这种分类法与现代植物学分类方法基本一致,在世界上是首创,比西方植物分类创始人林奈要早出二百多年。李时珍还开始认识到人与猿之间的相似之处,并将动物按有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顺序排列起来。二百多年以后,当达尔文看到这样“从微至医”的分类法时,登叹不已,把《本草纲目》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这部书涉及古代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如植物、动物、化学、矿物、地质、农学、天文、地理等学科,对后世影响很大。该书在国外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早在万历年间,《本草纲目》就传到了日本,受到医学界的异常重视,并被多次刻印。1659年,波兰人卜弥格尔将《本草纲目》的植物部分译成了拉丁文,促进了欧洲植物学的进步。此后,《本草纲目》又先后有了法、俄、英、德等文译本,流行于世。其中,仅英译本就有十多种。
独特的内容
我国的医药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使用中药治病是中医主要的治疗手段,几千年来,为保护人民的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形成了中药学的许多独特的内容与特点。
首先,它有一套独特的理论系统。这些理论知识是根据对疾病的认识,对药物的自然属性和在人体内的治病作用等概括出来的。中药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的属性。这种独特的认识是其他任何医疗系统中所没有的。四气是“寒热温凉”,五味是“辛苦咸酸甘”。寒凉的药能治热性病,凡发热的病多用寒凉药;凡是机体虚弱、体温偏低、手足冰凉的病症,多用温热药。升降浮沉指的是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趋向,升浮指向上向外的趋向,反过来就是沉降。如麻黄可发汗,升麻有消除下坠感觉的作用,因而属升浮药。一般法,凡是植物的花、叶部分,多是升浮作用,如辛夷、苏叶等;凡是子实和矿物类药物,多是沉降作用(也有例外),如代赭石、枳实等。古代对药物的这些认识,是通过长期实践概括总结出来的,是合乎科学道理的。黄连、黄芩、板蓝根一类苦寒药,都含有杀菌、抑菌成分,确可退热;而古代所说的杀虫药,有不少含有杀虫、驱虫成分,如常用的槟榔中含槟榔素,对多种寄生虫,尤其是绦虫,具有麻痹作用,至今仍是比较理想的驱虫剂。归经是指药物对哪一种脏器、经络具有亲和力的意思,在临床应用中,常要根据哪一脏器、经络患病,选用相应的药物。
其次,人们在治病过程中,积累和总结了对药物加工改造的独特方法,称作“炮制”(或炮炙)。中药的炮制方法非常丰富,大致分水制、火制和水火共制等几类。水制如用水漂、水泡、酒泡、醋泡等;火制如炒、烧、煅等;水火共制如蒸、煮等。炮制是中药治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的目的是消除毒性、增强药效、改变性能,便于服用、保存和去除杂质。例如,乌头、附子、半夏这些药,都有较大的毒性,不经炮制加工,吃了要中毒,而用姜、明矾浸泡加工后,毒性就去除了,药性仍保存下来。又如生地黄是凉性药,可以用来治热性病;如果把地黄经过反复多次蒸熟晒干,却变成温性药,可以补血。加工炮制后,去掉杂质,可以做成便于服用和贮存的小片或其他剂型。所有这些,形成了我国中药独特的炮制学。
最后,中药的复方配伍从及采用药物的不同部位和剂性,也是别具一格的。一般说,中医大多采用复方的形式治病,一张方子,少到三五味,多的可达几十味。这些药物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钳制,常由于配伍的不同,甚至剂量的变化,而达到不同的治疗作用。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已有简单的复方。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也记有许多复方,以治疗不同的病症。如桂皮和麻黄合用,用来发汗治外感病;麻黄和杏仁、石膏等合用,却是用来治喘咳壮热的;麻黄配合白术、生姜,又变成消肿的方剂。再以当归为例,如果用完整的全当归,可以补血;如果用的是当归尾梢,却起行血活血的作用。统一味药的不同部位和不同配伍,作用这样不同,这是通过极其细心的观察和长期的实践取得的知识。
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不同的治疗需要,人们又发明了多式多样的治疗剂型。目前我们常用的汤剂、丸剂、散剂,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古代的药物剂型,包括外用、内服,多达一二十种。有不少固定的方剂,已制成固定的剂型,沿用千百年。汉代的“白虎汤”、唐代的“四物汤”、宋代的“至宝丹”等中成药,至今仍然在临床中发挥有效地医疗作用。
我国古代就已经有了多种特效药物,除了前面提到的麻黄、大黄、常山等以外,其他如鸦胆子治疗阿莱巴痢疾,苦楝杀虫,海藻治甲状腺肿,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等,都具有科学的道理。尤其突出的是东汉三周时期的华佗,已经应用酒服麻沸散作为麻醉剂做外科手术。全身麻醉剂的创制成功,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一个重大发明,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一次杰出的贡献,比西方要早1600多年。东晋葛洪应用绞取青蒿汁治疗疟疾的记载,给了21世纪的屠呦呦取得治疗疟疾的巨大成功。屠呦呦在获奖感言中,对这位1700年前的伟大科学家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动情地说:“只叹身不逢时,如果东晋时期就有诺贝尔奖的话,我想,葛洪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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