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9-02 09:02:40 点击: 次
以西学所谓文、史、哲、宗或汉学所列经、史、子、集为主要成员的传统“人文学”,连同以此为“志业”的“人文学者”,遭遇普遍而全面的边缘化,已是当今学术生态中不争的事实。具体于当今大学界,除英人斯诺(C.P.Snow,1905~1980)于60年前(1956.10.6)揭出“两种文化”即“文学知识人”与“自然科学家”间深刻的不理解和怀疑依然存在外,现在,又因数字化管理而催生了更深一层的“应用科学”对“基础学科”的挤压和轻蔑。
对此,有人大呼“堕落”,有人认为“无所谓”,有人觉得“很爽”,“冷眼旁观”者也大有人在。可贵的是,真正的人文学者开始了痛定思痛的反省,试图调整自家的心态、眼光和学术策略,以适应前所未有的人情世态之变故。确实地,回思历史可能是看清现实和笃定未来的主要渠道,而对人文学本身之性质、价值以及它同身处其间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学理关联和现实纠葛所当有的恰切认知,则是历史回思的基本前提。这儿,我们就按照这一思路,从“科学”内涵两次“狭化”的角度,回恩人文学被边缘化的“往事不堪回首”,进而揭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二而一”实质。
这里所谓的“科学的两次狭化”,主要发生在启蒙之后的那几个世纪里。具体说,18世纪末,人们完成了对“科学”内涵的第一次狭化。如众所知,只有当某一套知识构成为一种系统或被体系化时,才可以被称为“科学”。因此,科学既包含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然学、社会学,也包括人文学。在学科的系统中,即在系统知识的系统中,也是有等级层次的,最能代表科学之本义和理想者,当然非数理科学莫属,其中数学(尤其是几何学)、物理学(尤其是牛顿力学)又是其中的翘楚,并因而在英语世界“霸占”了“科学”这一名词,后被狭化为“自然科学”的简称,终于成为一种正面的价值理想和判断标准。这使得在近代直到眼下,“科学”成了“先进”和“敬意”的代名词,科学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比如形而上学、道德学说、美学、诗学、心理学等,都应当向它们学习——这就是近代实际呈现出来的学科生态。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康德,他们在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和历史学等这些狄尔泰意义上的“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必得向自然科学学习,以及一切科学皆应有的基本特性即科学性、客观性即“确然性”这些方面,没有根本性分歧。
本来秩序井然且只是统称的“科学”一词,完全被“自然科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和数学所独占,“科学”一词本身也因此成了“进步”“理性”和“力量”的代称,并进而使得“自然科学”成了所有人类知识系统和知识追求的“范本”和“榜样”。一然科学独占“科学”之名,并因其对自然世界和物理现象巨大的解释效力——此时的自然科学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产生如今所理解的那种现实效应和物质上的便利而成为各类学术研究仿效的标杆,其后果是非常显著而严重的:一方面,自然科学因自身的伟大业绩而变得“趾高气扬”和“目中无人”,对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无疑形成了巨大而沉重的压抑;另一方面,“不甘落后”和“迎头赶上”的心理诉求和创新动力,使得“后进者”心急如焚, “大力仿效”便成了“众后进”走出阴影并开创未来的不二法门。关键的问题是,“仿效什么”和“如何仿效”,这当然取决于“先进”和“众后进”对自然科学之取得卓著业绩所主要依靠者的理解和认定。
在这一“归功干”问题上,双方的认证惊人地一致,不过,事实也确实如此——那就是“方法”。近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主要得归功于自培根、笛卡尔以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方法”的窄前重视和精彩运用。不论是一般哲学史所谓的唯理论还是经验论,没有谁会认为“方法”不是第一位的,从培根的《新工具>到笛卡尔的《论方法》,莫不如是。笛卡尔为自己也为整个近代哲学确立了一个异常艰巨的哲学任务:找到一套方法,以确保人们获致无可置疑的真理。这种对自然科学的艳羡和追慕,具体化到自家园地的耕耘,就变成了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单方面推广和模仿。或把解决“他域”问题的成功方法请进自家领域,或雄心勃勃地推广“己域”之成功方法于“他域”之中——“这种企图是人类思想史中一个持久的因素”。正如被誉为“人文领域中的牛顿”的狄尔泰所云:“启蒙运动的本质就在于,将科学方法的这种结果运用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这就是科学的“第二次狭化”,即在把科学“狭化”为“自然科学”后,又把包含成果、性质、精神和方法等诸多面相和层次在内的“自然科学”,“狭化”为“科学方法”。而众所周知的“科学方法”就是经验归纳和量化处理,尤其是“量化”,也就是“通过化一切质为量来研究任何对象”,可谓是自然科学的方法的灵魂。就这样,以“量化”为灵魂并以之为自豪的“科学方法”,成了“众后进”想要“迎头赶上”的唯一选择。理解越来越狭,路就越走越窄,希望也就越来越渺茫,人文学因此就被毫无疑义地遗忘了,最终多少也是有些自我放逐的味道了。
然而,正如科学史家曾经确认的,如果仅仅把自然科学看作是一种探讨的方法,那就如同把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视为画布颜料的组合一样(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导论)。无论是对于数学,还是自然科学,精神都是最重要的。
说起“精神”,有关的讨论可谓多矣,且常把“精神”分为两橛,一曰“科学精神”,再日“人文精神”。有关学术的精神只有一个,无论称其为“科学精神”还是“人文精神”。把二者对立提出,很显然是把这里的“科学”理解为狭义的“自然科学”,潜在的可能是对“人文学科”能否成为一般意义上之“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怀疑和犹豫。这是个虽然太大但却异常紧要的理论问题,一两句断难说清。我的总体看法是,两种精神其实是一种精神,之所以被分而言之,究其根源,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尤其是牛顿物理学大行以来,自然科学的如日中天和一统下,导致自然科学成了一切科学的典范和模板,一些深刻的人文学者,看到人文有不同于自然的根本特性和功能,奋而起来捍卫人文学科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最早看出这一点的是帕斯卡(1623-1662)和维柯(1668-1744)。为r护守人文学的独立性,历代学者不得不在对象、方法、特性诸方面不断地思考人文学之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人文精神”可能就是在这种理论语境中被大力宜扬的。可“人文精神”(Spirit of Humanism)这个术语在西方的相关著述中,并不常见——与它意思相当的是Humanistic Spirit一词,其意思是人本主义或人本精神——倒是“科学精神” (ScientificSpirit或者Spirit of Sciencc)常常被学者们提及,也在一般的著述中经常出现。
西方知识界所遭遇的这一古今转折的大变关头,同样在欧风美雨袭来的近代中国重现。民族、国家的不堪一击,让国人不得不“瞪”眼西方,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终于深入到了“西方”的“心脏”——哲学的层面,来为中华之崛起寻求出路。1920年代的“科玄论战”正是西方知识界曾遭际的处境之中国化重演,看来也是必然的。玄学一派所提倡的无非就是那种关注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人生哲学,后来的概括和发展就成了对“人文精神”的推介和高扬。这当然源于他们对西方近代世界自然科学之风大畅后带来的诸多灾难性后来的警惕和担心,前车之鉴当警惕之。但深远者常常都是超前者,这种警惕和机心与当时吾国之情势并不相侔,故而,丁文江等人的看法也不无道理,因为那是最应时且流行的看法。
很显然,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对“人文”的强调,无非都是因自然科学的刺激而不得不做的某种努力。此种努力表现在诸多方面,一如上述,有对象、方法、特性等,但这些努力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保持自家的独立性和自律性。其实这种对自身独立性、自律性的追求,不论是对人文学科还是对自然科学,都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人文学科在当下所遭遇的,正是自然科学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世界所面临的。在古代出世界里,自然科学要摆脱哲学的束缚,在中世纪则必须在神学的鼻息下艰难生存。这也许就是自然科学一旦杀回头来就那么地义无反顾和不留情面的原因所在吧。它们在近代以来的“横行霸道”止透露出它们在古代世界里急欲出头的冲动,即对自身“独立性”的强烈渴求。这种一度被压抑的追求和欲望,一旦有释放的时刻,必酿成汹涌之势,毁灭也在所不惜——这是对压抑的恣意报复。
因此,我觉得,科学精神也好,人文精神也罢,其根本就是对自身独立性和自律性的追求和护持,二者在根子上是相通的,甚至所示的目标也是一致的,虽然他们所效忠的对象可能是正相反的,但其精神、其原则是完全相同的。中国早期动物学家秉农山曾说:“科学之方法,习科学者能言之;科学之范围,习科学者能知之;至于科学之精神,则人人皆所宜有。”并概括科学精神为“五字决”:公、忠、信、勤、久。(《科学精神之影响》,载秉农山等著《科学与中国》,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印,1936年5月,第13~15页)总之,“科学精神”也即“人文精神”的实质就是,为维持学术的独立性和自律性而至死不渝地坚守之的自由独立之精神。学术的独立根源于意志的自由,因此,学术精神的根萎就在此“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正如费希特在《关于对学府自由唯一可能的干预革》所言:“大学里真正活跃的气息,即大学里所有的果实都能得以充分生长和发育的美妙气氛,无疑就是学府自由。”(《费希特著作选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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