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7-23 08:08:54 点击: 次
1790年7月,亚当·斯密去世时,英国《泰晤士报》称他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商业头脑。2006年10月,在纪念《国富论》发表230周年时,《泰晤士报》盛赞“亚当·斯密之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地位不可动摇”。
英格兰银行已经宣布,2007年春天新版20英镑钞票上的头像,将以亚当·斯密取代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亚当·斯密从而成为第一位“荣登英镑”的苏格兰人。耐人寻味的是,埃尔加的创作以凄婉、绵长的旋律,被公认为大英帝国衰落时的一曲挽歌,亚当·斯密取代埃尔加固然不能挽回早已西沉的太阳,但却可以使我们趁此机会回顾一下大英帝国的兴衰。因为亚当·斯密与这一帝国的兴衰密不可分。
道德哲学教授——苏格兰启蒙思想家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卡柯尔迪,是当地海关审计员的遗腹子。母亲是地主的女儿,一直活到90岁,仅比斯密早去世6年。斯密童年瘦弱多病,没有兄弟姐妹,一生未曾娶妻,与母亲相依为命60年。
斯密是在卡柯尔迪市立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在学校里,他因喜欢阅读和记忆力强而引人注目。1737年,斯密以出色的成绩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在该校的3年时间里,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以其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人格,给斯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哈奇森还把16岁的斯密介绍给了正在写作《人性论》的哲学家大卫·休谟。
作为当时欧洲最杰出的哲学家,英国怀疑主义、经验主义乃至实用主义的教主,休谟以其卓越的观察和科学分析能力、虚怀若谷的品格,对斯密影响至为深远。
1740年,斯密作为奖学金获得者被推荐到牛津大学深造。他在那里致力于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古典著作的研习,并认真研究休谟的《人性论》等当代思想家的作品。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坚实训练,使斯密本人绝无可能成为他创造的现代经济学前提概念“经济人”。
1748年秋,斯密担任爱丁堡大学讲师;1749年,他编写了一份经济学讲义;1750—1751年冬季,他讲授了一学期经济学。1751年,斯密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1752年,他继承老师哈奇森博士,出任该校道德哲学教授,直到1764年辞职。
1759年4月,斯密出版了他的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论证了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应怎样控制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现代人往往忽视的事实是,与今日堪称数学分支的经济学全然不同,斯密终其一生都在以道德哲学来考虑经济学问题,而且经济学在其形成时,本来就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在人性论研究上,在作为经济学主要前提的个人幸福的本质上,休谟的出发点是功利主义的,哈奇森的出发点是“良知”,而斯密则是深刻的同情。
1763年,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作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论证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推动财富积累。这次演讲阐明的思想,成为《国富论》的体系雏形。
是非功过《国富论》
发表于1776年的《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现在几乎成为18世纪的主要代表作之一了,任何一个关于18世纪典籍的图书目录中,《国富论》几乎都与《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等一起排在最前面。
《国富论》以社会分工为解剖刀,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认为个人的“自利”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公益。斯密著述的主题,就是弄清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从而达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兼顾个人和社会,避免牺牲某一方面的利益。围绕这个主题,斯密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价值、市场、竞争、经济目标的分析、经济政治学、财政学等一系列观点,高屋建瓴地建立起了一座经济理论大厦。
回顾现代经济学发展史,虽然两三百年来经济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学科分类五花八门,但理论经济学不外两座高峰:一是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市场经济学,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作为“苏格兰探索者”中的一员,斯密在受到休谟、哈奇森等苏格兰启蒙哲学家的影响之外,同样受到欧洲大陆社会思想成果之惠泽。1763年11月,斯密受聘为一位出国旅行的公爵的家庭教师,进行为期近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在此期间,斯密开始撰写经济学著作。1764年7月5日,斯密从法国图卢兹写信给休谟说:“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这就是《国富论》。
在欧洲大陆的旅行中,斯密访问了法国和瑞士的一些重要城市,并与伏尔泰以及著名的百科全书派大将狄德罗、达朗贝尔、孔狄亚克、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还有伟大的重农主义思想家魁奈及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会晤,进行了广泛的思想交流。上述这些人,几乎代表了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巅峰。而在斯密思想工作的重心即经济理论方面,对他影响较大的是魁奈和杜尔哥。在巴黎期间,斯密还曾就写作中的《国富论》一书的某些观点,征求过魁奈、杜尔哥等重农主义者的意见。
现代经济学大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至少300年内,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人类不会有人像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意思的是,凯恩斯在打比方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只要在光速内的现实生活中,牛顿的力学三定律就是正确而适用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不适用的或者说是错误的;而在等于或超过光速的逻辑世界里,牛顿的力学三定律必须让位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根本不存在“推翻”问题。但凯恩斯对斯密的颂扬,大体上还是正确的——两个多世纪以来,《国富论》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所有必要的武器装备,有时候也提供所有必不可少的靶子!
凯恩斯所犯的中学物理的低级错误,恰好表明没有“永远正确”的经济学教条。而作为苏格兰新教徒之子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斯密也绝不会同意把自己视为“永无谬误的教皇”。
对亚当·斯密的毁誉,全部来自于《国富论》。这多少有些以偏概全。且不要提当时至少七次再版的《道德情操论》,即使在《国富论》中,斯密也不时斥责一心追逐财富的富人,而且从来看不起商人。他称赞简朴的生活,不仅是伏尔泰,而且是激进的自然主义者卢梭的崇拜者。相对于商业,他更喜欢农业社会。而在《国富论》非常醒目的“论劳动穷人”一章中,斯密表现出了苏格兰人对苦难阶层的天生同情。作为苏格兰自由主义者,他把自己的教育归功于苏格兰,他提起哈奇森时要加上“永恒的”一词,而“牛津时期对毕生事业毫无价值”。
一直不喜欢英格兰的斯密认为,贵族体制散发出无能而腐败的气息。1745年詹姆斯王党起事失败,亚当·斯密认为是典型的从过去继承而来的国体的失败。
然而,书籍已经出版,就不再属于作者。而每个时代,也毫不客气地各取其所需,需要时就断章取义,这也是所有著作家的宿命。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挽救亚当·斯密
1778年1月,由于学生的举荐,亚当·斯密被首相府任命为苏格兰皇家海关专员及苏格兰盐税专员。斯密利用担任这两项公职的方便,更好地进行了学术研究和著述所必需的科学观察。在任职的第一年,他就利用担任海关和盐税专员所获得的实际知识,增补、修订了《国富论》中论述公共事务的部分,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
1784年,斯密又根据从事海关专员一职所获得的确切资料,更详细地论述了苏格兰的渔业奖励制度、特许公司和非特许公司以及东印度公司等有关部分,出版了《国富论》第三版。
1786年,亚当·斯密又为《国富论》增写了《序论及全书设计》,出版了该书的第四版,这是斯密生前审订的《国富论》的最后一个版本。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在他热爱的爱丁堡与世长辞,正式加入伟大不朽者的行列,从而开始了另一场无休止地被阅读理解和误读误解的旅程。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亚当·斯密都不是英帝国主义者,也不是资本家利益的代言人。他在总结英国工业革命的实践、英国经验主义、苏格兰自由主义、欧洲启蒙运动和重农主义思想成果时,无意中为代表历史运动方向的大英帝国之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
毫无疑问,亚当·斯密支持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生产要素的最佳分配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或者干脆说是以英国为中心的。但是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英国毕竟要比伊比利亚国家更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历史方向。如果说斯密在无形之中捍卫了英国的利益,那么他也在无形之中捍卫了历史的利益。人类世界当然不存在超民族、超国家的经济科学,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却可以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角色。把法西斯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苏维埃主义思想一视同仁为“国家民族利益”,不仅是市侩的,而且是危险的。这样说的证据就是,所谓“斯密信条”,固然可以成为英国崛起的理论发动机,但同样也可能成为英国衰落的原因之一。
亚当·斯密认为,增进国民财富的最大原因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加强分工和增加劳动力。所以《国富论》从分工写起,引出价值理论,引出关于资本的划分,创造“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尽管劳动分工中隐含着科学技术问题,但是亚当·斯密没有深入分析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这是由他开创的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共同特征——从李嘉图到马尔萨斯无不如此。斯密以大头针工人开始劳动分工理论和《国富论》的远征,然而他旋转杠杆的支点是生产率,而非生产技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分配论”,马尔萨斯有关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以及穆勒等人的理论和观点,构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共同特点是忽视技术进步的作用,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革命性甚至爆炸性作用。
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英帝国。而后几十年的物理化学革命,铸造了近代德国。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虽比英国晚一个多世纪,但随着伦琴发现X射线,普朗克提出量子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基尔发现制备葡萄糖的方法,李比希研制出化学催化剂,韦勒开创有机合成化学工业,德国成为当时世界的科技中心,其工业只用30年就超过了英国。19世纪70年代,德国和美国先后赶超英国和法国。德国的纺织和金属工业在组织结构和技术效率上都超过了英国,在国内市场迅速打败英国同类产品,并开始为当年的“世界工厂”生产产品。
对科学技术的忽视,加上对自由贸易的固守,使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时,被德意志与美利坚迎头赶上并超过。英国占世界总贸易额的比例,从1880年的1/4下降到1931年的1/6。英国甚至在欠发达国家的市场上也已落败,开始丧失曾经拥有的对印度、中国、拉丁美洲和非洲海岸等地区的贸易主导地位。
在欧洲列强逐渐抛弃自由贸易原则时(德国于1879年、法国于1881年先后放弃自由贸易),张伯伦在1900年初试图对英国的贸易壁垒法案进行修改,却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而被迫放弃。英国一直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信条坚持到1932年。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信条逐步成为国家的负担时,英国被迫通过扩大海外殖民地来自我补救,疯狂地占领和掠夺非洲,从而重蹈了当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依赖美洲殖民地而衰落的覆辙。
当现代国家无孔不入地加入到社会生活和国际竞争中来时,简单化地理解亚当·斯密对政府干预的排斥,使英国不能像德国、日本甚至美国那样介入社会生活。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在研究与开发投入、税收优惠、建立创新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风险投资机制、政府采购、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国家强制保护的垄断)、教育和培训、社会救助与公平等等方面,哪一项离得开“政府干预”?当然,将责任完全推给亚当·斯密并不公平。因为长期沉浸在帝国的光荣感之中,对欧洲大陆上革命的血流成河隔岸观火,英国分享“和平红利”的时间太久了。社会革命与科技革命、思想革命实际上是难分难解的,如果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蔓延到社会生活中,渗透到经济生活中,就有成为一种精神性衰落的危险。光荣革命以来,英国人以保守为荣,以保守而引领全球,然而至少在技术革命中,中庸毫无用处。
大约4岁时,斯密曾被一群吉普赛人诱拐,不过很快便被叔叔救了回来。20世纪以来,《挽救亚当·斯密》的文章层出不穷。现在看来,要把真实的亚当·斯密从误解、误读和误用的历史中完全拯救回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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