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7-21 08:20:47 点击: 次
企业的治理或政府的监管。而智库的角色是两者之间的“经济工程”,运用理论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框架分析,例如设计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
现在,经历了组建时的辉煌和90年代的困难,李扬认为社科院在逐渐明确自己的定位:“社科院总共有40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经济学研究者就有600多人,八个专业的经济研究所涵盖了几乎所有重要的领域。这样的研究团队、覆盖面、专业化和连续性,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和市场化机构不可比拟的。”
推开社科院大楼1543办公室,这里是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占地面积最大的是几张办公桌拼成的工作台,为的是方便学者围桌而坐面对面进行讨论。70后研究员张斌已经是研究室的主任,每周一、周四定期的研究讨论会上,有北大和南开的博士生专程赶过来参加。在研究诸如“人民币国际化”这样跨专业的课题时,其他研究所和小组的专业人员都可以无障碍地参与。
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张宇燕,将这种模式称为“没有墙的研究室”,在此基础上,正在筹划成立能源经济学研究室和全球治理研究室。没有围墙还体现在国际化方面:2005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月里,世经政所研究员何帆几乎每天要和经济学家奥利佛·布兰查德争论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布兰查德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他提出理论框架;而何帆则负责诊断其哪些假设与中国的现实不符,以及如何调整。以这种模式,社科院邀请到十几位国际顶级经济学家对中国进行诊断式研究,其成果结集后报送决策层。摘要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平稳的人民币升值”三只抓手的政策建议,为高层采纳,变成了后来的国家政策。
现在社科院的研究布局中,20国集团中每个成员都有专业的研究员负责跟踪,对全球智库的研究成果都有评估监测;而在“走出去”的战略上,其正在启动直接向国际一流智库派驻研究员的计划,“预计明年便可向布鲁金斯学会等几家排名前10位的智库,输送第一批能够在国际交流中直接对话、有研究实力和影响力的中青年骨干。”
建构时代精神
社会的需求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到了1965年,兰德公司的新增课题逐渐来源于社会科学部门。从运筹学的“理”到“系统分析”的“文”,研究的风向最能折射出时代精神的变化。按我们的说法,美国也经历了一个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的过程。
兰德最初的研究重点是数学和物理,研究方法中包括源于二战的运筹学,旨在改进武器和战术的功效,关注在约束条件下求解最优化问题,这是典型的欧洲式思维:“摸着石头过河”,适应已有环境,然后在现有的基础上尽力而为。
而后其关注转向了经济学和社会政策,发展出的“系统分析”体现出不同的自信:不畏现实条件的束缚,先关注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如果目前不具备实现的条件——包括体制、政策以及其他任何因素,要创造出这些条件的难度有多大,成本如何最小化,如何进行“顶层设计”?
同样,李扬正在统筹一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建构的课题,这是一个高级别的研究,涉及十几个部委。在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G20等重要谈判的研究反思中,他对欧美的谈判能力感触颇深。媒体舆论上往往感觉对方“早有预谋”,但背后的差距就在于智库的智力支持,“经济上我们理应自信,但思想和响应能力上,还远远不够。”
如何客观评估中国的主权债务风险,而不是跟着海外“唱好”或“唱衰”的论调走?如何通过基于数据的资产负债表测算,评估经济波动并进行宏观调控?李扬主持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专项研究,旨在为国家发展中的风险储备预案:以人民币国际化改革为抓手,降低对外资产中货币错配的风险;以重塑央地财政关系并创新城市化融资机制为基础,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推动银行间接融资向股权直接融资改变为核心,缓解企业资本错配风险;以深化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改变资本和劳动关系为突破口,才能真正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这背后的数据支持,来自社科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其“中国社科智讯”瞄准的是国际财经数据库巨头彭博。而社科院更是将先前的财贸所整体转制为“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关注的是为了实现中央“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有怎样的公共财政体制相配套?
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究竟卡在哪里?高培勇的中长期规划,希望以财政收入和支出改革入手破局。“在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体系下,当地政府和户籍居民看不到非户籍居民对公共服务和政府收入的直接贡献。”在这样的“感知扭曲”下,相应的城镇化不是包容性的:类似北京籍与非京籍家长就异地高考在北京市教委前的冲突,今后会不断涌现。而“通过调整税收结构,发展对个人征缴的财产税等直接税”,让对城市化做出贡献的群体能够理直气壮地主张权利,才是真正有力的改革动力。
“创新工程”通过类似这样的课题规划,社科院试图为“顶层设计”储备思想和思想者。纳入跨年度、跨院所的重大战略性课题,还包括“国际金融、货币、贸易体系改革与发展趋势”、“海疆问题和海洋战略”、“国际能源新格局及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响”、“新兴经济体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数十项。中国的学者有责任为国家提供远见,哪怕备而不用,不能用而不备。
看不见的较量
智库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参与构建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石。在对朝鲜战争的预测,发展人造卫星的建议和互联网的发明之外,兰德公司真正巨大的影响,是那些潜移默化变成民众日常话语的思想。
直到二战末期,美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仍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正处在历史没落期。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发问:“资本主义还能继续生存吗?不,我认为他生存不下去了。”而美国崛起中的智库,并没有直接改变核导弹数量的对比,却左右着东西方的话语权优势。
在上世纪50年代的兰德,杰拉德·德布鲁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给出了严谨的数理经济学描述。作为核武器分析和越南战争研究项目的成员,托马斯·谢林研究国际关系中《冲突的战略》。而肯尼思·阿罗参与了对苏联的集体决策模型的研究,建构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动摇了多项传统社会理论,俨然成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支柱。
他们都于其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兰德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的看法,并为“个人理性”的价值观寻找理论基础。
其间并不缺乏竞争者,“苏联、日本、德国的发展模式和集体理性,都曾对其提出挑战”,李扬梳理了20世纪的历史,指出在这根时间轴上,思想流变的坐标往往是以智库来标记的。中国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在理论上能够做出足够有创新性的贡献,解决中国下一步面临的挑战,并对世界有所贡献吗?
一个是中国特色的智库平台:社科院下辖36个研究所、120个重点学科,5个出版社,近100种期刊和100多个学术社团。一个是国家级的试点探索:“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寄托着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国际话语权,赶超发达国家的期待。如果这两者能有效协调起来,能够为国家负担起怎样的使命?
“我们已经遇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个人的日常关系很大程度上是跟非个人化的大公司和大机构发生的。”1912年,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这样描述美国崛起时的社会转型,其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利益集团的庞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位普林斯顿前校长和他的前任西奥多·罗斯福一样,担心激进主义和阶层冲突,想把举国上下的强烈改革情绪引向稳妥的方向。
这段时期,被称为决定美国未来国运的“进步时代”。智库在其中功不可没,它们取代了此前仅仅热衷于宣扬社会弊病的“扒粪运动”,引导民众将关注焦点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转向更深入的讨论:比如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政府该怎样塑造一个现代国家的未来。
(本刊记者马岩、实习记者陈思、葛婧对采访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单位文秘网) )地址:https://www.kgf8887.com/show-115-68830-1.html
下一篇:前沿
版权声明:
本站由单位文秘网原创策划制作,欢迎订阅或转载,但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单位文秘网独家运营 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