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10-12 08:11:11 点击: 次
从1990年开始到2007年春季。《读书》杂志的封二一直由“陈文丁画”垄断着。“陈文”是陈四益的杂文,“丁画”是丁聪的漫画。两个人或借古讽今,或针砭时事,20年来每月一期,从无间断。
“纸上的焦点访谈”
1984年,45岁的陈四益正在新华社《瞭望》杂志做副刊编辑。《瞭望》要由月刊改为周刊,需要储备大量稿件。陈四益便自己尝试写了些古文体的寓言,称为“新百喻”,希望能写100篇。文章每则不过几百字,原为了编稿时填补版面用,后来他突然想。如若有漫画配文肯定更好看。
他想到了之前有过几面之缘的华君武先生,便带着自己写的十几则文章登门拜访。华君武觉得文章不错,但自己画不合适,因为他是画现代人物的。而文章写的都是古时候的事情。要画就得查大量的资料:古人的服装、房屋、家具、器皿,都得查。
沉吟半刻,华君武说:“丁聪如何?”
陈四益初中时就在报上看过丁聪的漫画。一听之下大喜过望。华君武便给他写了便笺。让陈四益找丁聪。
头一次见面,让陈四益印象最深的是丁聪的房子,这位上世纪30年代即已成名的大画家竟然只有一间半屋子!大房间岳母住,小房间丁聪夫妇住,为了省地儿,丁太太的那张床总是晚上打开,白天收起。房间地下、窗边、架上全是书,书桌也被书堆占据,只留下中间二尺见方的一块“盆地”,丁聪便在这“盒地”里读了陈四益带来的书稿。
“有意思,我画。”丁聪放下书稿说。5个字结下丁陈二十几年的“文画缘”。
最初,他们的作品零散刊登在《学习与研究》、《方法》等杂志上。
1990年,《读书》的主编沈昌文向陈四益打听:“你和丁先生的作品现在发在哪儿啊?要不发在我们这里吧?。”从此,他们在《读书》安下家。
“我们‘霸占’了他们的封二20多年,有一段时间还有‘封三’。”陈四益笑呵呵地说。通常,陈四益先写好文章,寄给丁聪,丁聪再根据文章作画,寄复印件回来。时间紧了。就直接寄到编辑部。
“后来,丁先生‘先进’了,搞了个传真机,这过程就快了。不过我更‘先进’,我还有个扫描仪,把他的画扫下来直接在网上发给《读书》编辑部。”陈四益笑起来还带着点小得意。
这期间,“新百喻”作到了两百篇,变成了“双百喻”;以漫画、杂文、文末打油诗为内容的“诗画话”随即出现,也成为《读书》最受读者喜爱的栏目之一。
写字的语言凝练、思想深刻,作画的匠心独具、幽默别致。而指向皆为现实世态,“陈文丁画”被一些读者称为“纸上的焦点访谈”。
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头曾写信给丁聪说,他最喜欢买一点酒,捎点猪头肉,约几个朋友回家,一边喝酒吃肉,一边读“陈文丁画”,恣意讨论,大快人心。
陈丁的合作不止于《读书》。某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已是《瞭望》副主编的陈四益约丁聪画一幅漫画,主题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结果。那幅画成了当期《瞭望》杂志的封面。
“那时候好多人说我太大胆。怎么人代会期间也敢用这样的封面,而且《瞭望》是进大会会场的杂志。我倒是觉得没关系。也发现代表们挺喜欢看的,看了都笑。”陈四益眨眨眼睛笑着又添一句,“当然,我们还是省掉了最后一句:一骗骗到国务院。”
萧乾曾就“陈文丁画”评价说:“社会是否健康。有无生命力。标志之一是有无讽刺文学。讽刺文学的兴衰,最能看出一个社会或国家有无向上的倾向,还可测量上至执政者、下至人民的雅量。”
生于上海,结缘北京
巧得很,陈四益与丁聪都是上海人。
丁聪1916年生于上海,父亲是当时上海著名的画家丁悚先生,中国第一个漫画家团体“漫画会”的招牌,便是挂在石库门里他家房子的门口。丁聪四岁时发表了第一幅作品,是一幅古装人物画。署名“丁悚之子一怡”。
后来他开始画漫画,曾署过真名“丁聪”,因繁写的“聪”字笔画太多,写小了印刷出来不清楚;写得太大,又破坏了整幅作品的艺术效果。有人建议他署名“小丁”,结果一用就是70年。丁聪后来曾说,中文的“丁”字有“人”的意思,“小丁”即“小人物”。
19岁时,丁聪经画家黄苗子介绍进了上海《良友》杂志社,一面画画一面当记者。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让年轻的丁聪受到很大触动,从此他的漫画一直带着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感情,以及对社会时弊的有力针砭。
1939年,在由宋庆龄操办的香港抗日画展上,丁聪的水墨画《逃亡》,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品广为散发。
也是这一年,陈四益出生于四川成都,成都古称益州,故名“四益”。当时家人从上海逃到那里避难,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在战火中教书勉力为生。
1948年,陈四益随父母回到上海老家。而那时年仅30岁的丁聪正在香港,已被誉为艺术界奇才。解放前夕,周恩来向香港的党组织发电报,开列了一批文化名人的名单,“小丁”便名列其中。
有两件事可以看出丁聪画作的影响力。一是40年代丁聪的名字进入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他不得不避祸香港:二是半个世纪后,尚在国民党治下的台湾,一家报纸重登了一版丁聪40年代后期的漫画。编者加说明:看了丁聪的漫画,就知道当初国民党为何惨败。
解放后,丁聪一度担任《人民画报》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中国美协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但很快,丁聪的命运在1958年发生了逆转。
那时他的妻子沈峻刚刚分娩,丁聪还没来得及享受初为人父的喜悦,只在医院隔着玻璃窗望了望新生的儿子,就与黄苗子、吴祖光、聂绀弩等人一起踏上了前往北大荒的火车。
此后20多年间,丁聪一直是各项运动中被整治的重点人物,1962年去了黄村干校,“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发到偏远的地方去养猪。造反派头头让丁聪交待黄苗子的“反革命罪行”,丁聪想不出来,只好交代“黄苗子这个人不够朋友,精得很,干了那么多坏事,竟然都不给我说。”
那段时期,年轻的陈四益也在遭受着同样的“运动洗礼”,如今回想起来。他只说那是一个“胡闹的年代”。
1962年,陈四益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本想做一辈子教书匠,没想到只教了几天,运动就一个个接踵而至:先是揪“保守派”,接着是找“右倾”,然后又批判“小圈子”、“反革命集团”……陈四益实在呆不下去了。正巧,1972年未婚妻被调往湖南岳阳化工总厂,他便借机申请一起出调,跳出,了上海这个“大运动场”。到湖南后,陈四益在厂里做文宣,给领导写演讲稿、汇报材料。
三年后,新华社湖南分社去那里挑人,陈四益被挑中,当了记者。“文革”结束后,1981年,《瞭望》杂志创刊,从分社借人,陈四益又去了北京,从此在首都安了家。
丁聪亦于1979年得到平反,回到北京。至此,陈丁两位出生于上海的文化人终于有了日后结缘的可能。
“以前画过、写过的事,现在还在发生”
去年年初,丁聪不慎跌了一跤,造成股骨颈骨折,住进了医院。90高龄的他在手术后竟迅速恢复。过了一个多月,已能拄着拐杖行走。陈四益说,那时丁聪虽然作画还有些障碍,但是书写完全没问题。于是“陈文丁画”丛书的封面题签都由丁聪执笔。
不料就在恢复的过程中,丁聪又跌了一跤,这次因头部碰撞影响了思维。“陈文丁画”的第一、二册印好后,陈四益拿书去医院给丁聪看,他端详半天,认不出是自己的作品,只是赞叹说:“这个人画得真好。”丁太太笑他:“那么你要不要向他学习?”丁聪叹口气:“唉,来不及了。”
过了几天,丁聪病情略有好转。认出了那是自己的画,便反复用上海话对陈四益说:“那能嘎噱格,嘎许多年前画格。同现在格事体贴得嘎紧(怎么那么有意思,那么多年前画的,同现在的事情贴得这么紧)。”
陈四益对此也有同感,他们以前画过、写过的事情现在依然在发生。
“调整房价,说了几年了,怎么还是一直在涨?做官的就做官,还非想当什么院士,搞得底下的人也都想弄个博士当当。结果有钱的、有权的都成了博士,博士也不值钱了。一系列问题又出来了。”
说着说着,陈四益笑着摇摇头:“很多事情想想都有问题,结果越写越多,永远写不完。有时候说是不写了,看到还是忍不住说说。”
如今陈四益已退休在家,住在离北京市区较远的亦庄经济开发区,平日看书、写字、做做家务。本刊记者采访当日,陈四益又与小丁的太太通了电话,听闻丁聪病情又有反复,似不如前日。
陈四益感恩他们这段珍贵的“文画缘”,曾撰文自述:“尽管在生活中恪遵妇命——人多的地方少去,乱翻书原也可图个清静。没奈何天生就瞎操心的命,免不了酸甜苦辣都尝尽——一落笔打翻了五味瓶。多亏了老小丁,他让这五味斋变成了风味亭。”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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