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7-25 08:09:05 点击: 次
乔治·路易斯(Jorge Luis Garc i a Rodr i guez),中文名李光胜,古巴人。毕业于哈瓦那大学。2013年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研究生。与人合著关于应用物理学的论文获得古巴国家科技创新奖,曾在古巴和中国发表多篇文章。
一 第一种隔膜:对社会的抗争和恐瞑
曾经听到这样一句话:“传统是死人的活表面,但传统主义则是活人的死表面”。传统就像一把具有两面的刀,一面可以打磨社会,另一面可以使社会生锈。当时子君和涓生出于爱l青意识到存在意义,而这种从选择自由恋爱开始的本真性,更是虚无和垂死社会的唯一心跳。这个心跳的故事既有英雄的开始,又有受害的结局。因为无论是否得胜,英雄都是历史的受害人。社会的悖论是它往往打败那些去拯救它的人,并盲目地埋葬自身的心跳。
其实,《伤逝》时期的社会不一定比现代社会虚无。如今,虽然科技有了极大发展,知识有了极大增加,但人们仍然不知道人生的目标;虽然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收入利润有了极大提高,但人们仍然不珍惜人生的价值。似乎,现代发展在本质上不一定是进步。进步意味着某种最终目标的实现,而最终目标离不开生命意义的问题。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取得胜利之后讲到“革命就是去改变所有该改变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这句话与后现代的口号很相似;那么对此我们可以问:该改变的东西是什么?
对此存在主义无从回答,只是强调该问题的起源,即生命意义的重要性。迄今,信息化的世界不仅没有接近答案,反而有时越来越远,因为人们分享的信息越来越无关痛痒。就像英国诗人雪莱所说“由于新得到的知识而丢失的智慧在哪里?由于新得到的信息而丢失的知识在哪里?”实际上,以传统生锈的那一面来阻碍新生命是悲哀的,而以发展的革命}生来去掉传统,是荒谬的。历史不断地在该两极端之间运行。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谬的。这个荒谬的起点是“上帝不存在是一个极端尴尬的事情,因为随着上帝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内找到价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结果是“人的理J生的消失使人与世界之间彻底分裂,一切温暖友好的外界都消失了,人处在这种状态中孤独无援”,这就是人的恐惧感。存在主义主要关注个体,其传唤之声音体现在对个体从世界所制定束缚中的解放和自由选择的希望。
鲁迅作品中所体现的恐惧来源于两个方面,即社会现实的黑暗残酷和人情人性的冷漠疏离。《伤逝》悲剧产生的客观原因是社会的压力及其造成的生活艰难。在涓生看来,朋友其实是替他胆怯,甚至竟是出于嫉妒而反对他与子君的恋爱;路上行人的探究、讥笑、轻蔑的眼光;结婚找房子时很多人都拒绝租房子给他们,而找到房子后,子君和房东太太没完没了地斗气;子君的叔叔与父亲的责骂和冷眼……可见不仅邻里之间,朋友之间,亲人之间,甚至陌生人之间,“墙”都无处不在,并成为涓生、子君摆脱困境、融入外界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种情况反映了鲁迅所生活的封建社会中“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但《伤逝》里的角色在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上追求的个性解放,也反映了鲁迅对此的态度。这便是“反抗绝望”的姿态,如同克尔凯郭尔,鲁迅也摆出一个抗争的姿态,对黑暗、对虚无、对绝望、对孤独抗争。
子君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表明了她思想的革命性,并肯定“自我”的抗争。许多中国学者强调“我”是不能离开社会集体而存在的,同样,爱情的幸福不能离开社会的解放而单独地实现。但这种看法偏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其与存在主义不同。存在主义主要关注个体,其传唤之声音体现在对个体从世界所制定束缚的解放和自由选择的希望。如果尼采知道这个故事,肯定会为子君坚强和勇敢的决心热烈鼓掌。在尼采看来社会只不过是为了增强个人的力量和独立性的工具,与康德伦理认为社会本身不是一个终结,社会最终的目的不是群众的幸福而是种类的完善相对应。中国学者关于社会作为幸福的基础的观点是合理的,但也许该基础只是其中的一个支柱而已,毕竟《伤逝》悲伤的根源更深。传统批评家认为鲁迅暗示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两个青年的弱点,以个人的力量去进行抗争,结果很可能是悲伤的失败。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鲁迅也暗示这样的黑暗社会的荒谬主义是它的自毁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鲁迅的思想在这里逾越了存在主义以及上述的看法。毫无疑问,与外界分离更加深了男女主角的孤独感,但最根本的孤独感来源于哪里?在《我要骗人》中鲁迅写到“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而他的独特解决方法也许很简单,那就是在主体眼光中的墙找出一个盼望之入门,因为盼望是残忍的外界不能阻碍的入门之处。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生存困难,社会黑暗,生命虚无。那么,如今中国甚至整个世界一点都不像以前的样子,真的是这样吗?外界条件有了重大变化,也许在以前许多人会因缺钱买食就感到忧虑,而如今许多人因可买的太多导致原本的渴望在心里叛逆而留下焦虑的沉淀。如今社会不像以前黑暗,可能其颜色更加明亮,人类的精神生命无比丰富,但虚无的问题超越了历史上的空间或客观条件,每个人心里的虚无依然存在。列夫·托尔斯泰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像后者所说“对我们充满意志的人来说,意志完全消亡之后,剩下的当然是虚无”让托尔斯泰很多年更加绝望。在《忏悔》一书中描述自己一生对虚无的精神体验,获得重大成功之后依然感到虚无甚至想到自杀。后来,他回到少年的信仰:“信仰是一个生命因为意识到自身的虚无之境,而不得不对之实施生存超越的性命复活”。
在某种意义上,子君和涓生是他们所属社会的受害者,社会的负压力不仅使他们的生活极其辛苦,也使他们悲剧的到来加快。但是,可能子君和涓生当时没有意识到爱情并不是将世俗残忍地排除在外。本来,爱的正压力足以使来自社会的负压力无效,还足以将黑暗社会牵引到其包容的光明之中。真正懂得爱情的人,会意识到它的这种包容能力,也就是说,懂得如何去“爱包括自己在内的(自爱)全人类(博爱),这些彼此之间并不是相冲突的”。如同梁山伯与祝英台或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被打败的爱情还能获得永恒的胜利,在成为摧毁它的社会的理想之后,爱情永不灭。这种抵抗世俗和挑战死亡的爱情,并非是童话里的虚幻,其中有的已成为历史。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斯为了避免纳粹抓住她的犹太妻子,一直随身携带毒药。他早就计划好,万一纳粹分子威肋他的妻子,他俩就一起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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