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7-22 08:13:42 点击: 次
她曾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那个沙发上的客人。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用十多年时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规格还高的“中关村大讲坛”。
她就是李佩,“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 “中关村的明灯” “年轻的老年人”。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如今,破败不堪的“科源社区”牌子,“科”字只剩下了“斗”字,老楼的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这里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而是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随便敲开一扇门,探出一颗脑袋:“王淦昌?贝时璋?郭永怀?没听说过。”
中关村的房价都快10万元一平方米了。不远处的LED超大屏幕闪烁着最新款的高科技产品广告。
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和李佩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办公室’,是一间在二层楼朝南的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直到1999年9月18日,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
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
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如今,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时间拔高了松树,也馈赠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礼物。
当文革结束,她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 《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语做陈述。
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钱学森文集(中文版)》。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似乎也没有太多年轻人愿意听她唠叨。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但每一个踏进13号楼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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