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8-05 08:09:53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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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中医诊疗观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入手,认为儒《易》一家,医《易》同源,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之代表,几千年来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学在经历了经学、理学等重要时期的思想演变后,影响了中医诊疗观的变化与发展,也同时影响了中医学从业人员的结构。给中医诊疗遗留下了深刻的思想烙印。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了金元时期中医诊疗观的分化,对当今中医学诊疗观念仍然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西化中医”的研究是不可能发展中医的,必须进行方法论及诊疗观的变革。中医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占据一定的医疗市场,把持和定位好独特的诊疗观,真正凸显出特色优势和临床疗效。
[关键词]中华文明;儒家文化;中医诊疗观;形成;发展
[作者简介]唐乾利,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教授、主任医师,供职于广西中医学院;陈小平,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覃文玺,广西中医学院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何清湖(本文通讯作者),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208
[中图分类号]G03:R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086-04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从巫医一体的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也同时直接指导着中医诊疗观的建立。在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随其重点的变化,中医的诊疗观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演变,本文就其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一初探,并就中医学发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原始儒学时期
先秦时期是以孔孟为主的原始儒学时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对周易的整理对后世儒家学者的影响极其深远。儒家与易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儒家是以《易经》为宗典、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学术派别。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其成书时间与孔子的年代相差不远,作为医学理论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阴阳五行理念并非来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与阴阳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阴阳家的典籍已全部失传,无从考证。这些理念直接构筑着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诊疗观念,故在先秦时期,儒家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并不非常明显。
二、经学时期
(一)汉儒经学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汉以后,依靠秦时耆老耳传重写经书。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当时儒家董仲舒的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凡不尊六艺、习孔子之术者悉去之,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是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重于在经典的字词句中探求微言大义,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
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书十余万字,奠定了经学在中国2000年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学思想既承传了汉以前儒家的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益生主题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农等各家学说,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较系统地发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些思想不仅渗透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使天人之学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功能。而且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与中医阴阳观念的差别及儒医形成的基础
董仲舒整理的阴阳学说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的阴阳主要以二的倍数增长,以一分为二为主体。《易经·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明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但是《易经》的阴阳与《黄帝内经》里的阴阳并不完全一样。
《黄帝内经·阴阳离合论》:“黄帝问日: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日: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医诊疗体系中,阴阳的三阴三阳理论是非常独到的创造,不与其他体系雷同,这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的主要辨证论治体系就是三阴三阳体系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按照《易经》阴阳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为取类的不同,对三阴三阳的诊疗观还是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学地位的确立,对于医疗体系乃至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医疗队伍的组成结构也造成了新的变化,给后世一种医疗群体——儒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儒医这个群体是最终导致中医学诊疗观分裂的重要人群。汉以后的执业中医的人群结构数据表明,两汉至唐代52位著名医家中,儒者多见。
(三)经学后遗症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学说、祥瑞灾异说后来演变成为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应该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论中提供了谶纬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公开利用,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定为功令的必读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使得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于经书之上,从而让谶纬之术发达起来。
谶纬的兴盛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本来《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中医诊疗观已经脱离了传统巫术鬼神占卜的概念,谶纬的兴起直接通过官方把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医的诊疗观中。这在后来的很多医书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孙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谶纬术的记载。
延至东汉末年,人们得病不是先找医生,而是找巫师,谶纬学泛滥极其严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当时的人:“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张仲景对此情况痛心疾首,撰著《伤寒杂病论》正本清源,奠定构造了正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使中医的诊疗观在文字上规范下来,让中医学独立于谶纬学之外,并显现出不可比拟的临床效果,这是张仲景至今仍被尊为“医圣”的原因。
谶纬之学虽经魏晋以后屡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间流传,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医书存在着这些记述。只是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传
统学术退位,谶纬之学才开始真正敛藏起来。
三、理学时期
(一)儒学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经为主干的章句训经学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绝境,熙宁变法失败后社会矛盾激化,佛学南禅宗改革运动的思想浪潮冲击,使得教条经学的专治局面开始发生振荡。疑经之风逐渐兴盛,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儒家文化随之发展成为一种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思想。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走向政治哲学化,为统治者提供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以适应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的学说,也因此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儒学这时主要分化出两支,一支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主张“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朱熹则是儒家理学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主张心外无物,是以“心”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四库全书简明录》记载:“朱子无极之辨,陆九渊攻于前,格物之说,王守仁轧之于后,诸儒各争门户,垂数百年。”
儒学的内部争端体现出明显的思辨性,引经据典皆为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固守经文本义,这些思想上的变动对中医学的诊疗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中医诊疗观上的分裂,形成中医的学术分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小叙》:“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不仅概括儒与医各自学派分立时间,也暗指了儒之门户分于宋,与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二)儒医大量产生。改变了原有的医疗队伍结构
宋朝时候,国家对医学非常关注,不仅帝王本身熟悉医学,而且还不断下诏书指导全国的医事活动。《宋会要辑稿·崇儒》:“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医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司马光的《医问》,高若讷的《素问误文阙义》及《伤寒类要》等书。名儒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对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医学领域之中。由于儒医本身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中医群体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学术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医学界的观点,中医诊疗观的蜕变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标志着传统医学诊疗观的分化
金元时候。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明显的分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他们对《黄帝内经》各执一义,先是河间学派刘完素以“火热论”病机创立了“寒凉派”:张从正师刘完素发展出“以血气流通为贵”的“攻下派”,李东垣尤其重视脾胃成“补土派”;朱震亨倡导“阳有余阴不足”建“滋阴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关系。张从正著书叫《儒门事亲》,李东垣曾从师于当时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朱震亨则是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学儒门理学,其书《格致余论》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们都反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这些都是受宋儒疑经和部分理学思想影响而生的。由此可知,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与宋朝儒学的门户分别有直接的相关性。
(四)理学后遗症
随着儒家理学的“穷理”深入,逐渐出现了空谈理论,不尚实际的风气,这也对中医诊疗也影响很大。到了现在,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大生产分工的深化,出现了只谈理论不会临床的中医理论家,也许或多或少的还是和理学的遗风有一点关系的。
心学的修习方法必须是德才兼备。智慧过人者方能成功。其发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无忌惮”,尤其是把“医者意也”发挥到极致之时,其流弊更是直接导致了诊疗的随意性,没有规范。没有章法,诊断上没有精准的判定,疗效上没有确切的估计,中医至此便逐渐衰弱,使西医学乘虚而入占据了主流医学地位。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长期占据官方的统治地位,对中医的诊疗观念有着极深的影响。儒学的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演变造成了中医诊疗观的变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时期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但最终医学仍是医学,既不是哲学也不全是文化。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变化中伴生发展的一门经验实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唯一检验医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临床疗效,不论诊疗观如何发展变化,能指导临床治愈疾病的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中医独特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中医学对人体本身和人体科学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独特和卓越的见解,是一门符合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医学科学。没有古代的中国哲学,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学理论;没有儒家文化,就没有不断发展的中医诊疗观。可以说,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通过历代医家长期的医疗实践与不断的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医学科学。中医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哲学和文化的范畴。因此,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进行方法论及诊疗观的变革。
由于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而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属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范畴,又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来建构理论体系。并建立了中医学的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并使之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中国传统自然观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万物始基的元气本体论;另一方面则是宇宙形式的天人合一论。正是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元气本体论和天人合一论,才使中医学形成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方式和理法方药的独特体系,尤其在中医诊治方法上,也无不富有传统自然观的特质。元气论以及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给予了中医发展强大的指导武器。在这种思潮下,中医学形成了一套整体的理论体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宇宙息息相关,人体无时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儒家文化作为神州大地普世纲统的传统文化,诚然对中医诊疗观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东西南北各地域独特的气候、人文、民俗……等等均形成各不相同的文化差异,亦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从而形成诸多医学流派。如马王堆文化及楚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湖湘中医文化,以“医德为先,心忧天下”、“思变求新,敢为人先”、“执中致和,道法自然”、“兼容并举,中西汇通”为其精神特质。诸如此类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传统文化也一直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
当今社会,西方思潮的涌入,现代医学成为了主流,千奇百怪的疾病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出现或被发现,中医不仅仅需要处理原有已知的疾病,还需要应对一些现代医学发现和发明且尚未找到治疗方法的疾病。因此,中医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和挑战,必须变革方法论及诊疗观。但“西化中医”的研究是不可能发展中医的。研究事物不能脱离它产生时的思维模式,中医学的发展有两个不能脱离:既不能脱离中医学自身的方法论。也不能脱离研究所处时代的新事物。而应立足本土传统,追求传承创新,沟通中外今古,这就需要不断反思与超越彻。如何在主流医学留下的空间中占据中医自己的市场,中医如何把持和定位好独特的诊疗观,让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医诊疗服务,真正凸显中出特色优势和临床疗效,成为当代中医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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