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9-02 09:11:41 点击: 次
著名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姆在谈到20世纪上半叶原子物理的发展时,曾激动地赞叹:“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创造的时代!”可是,面对这个时代的读者们,奥本海姆又不得不发出这样英雄气短般的感慨:“但是,它(原子物理学)也许不会作为历史而被全面地记录下来。作为历史,它的再现,将要求像记录希腊悲剧人物俄狄浦斯,或克伦威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的动人故事那样的崇高艺术。然而这个(原子物理学)工作领域,却和我们日常经验的距离如此遥远,因此很难想像,它能为任何诗人或历史学家所知晓。”
奥本海姆不仅仅是在为原子物理学呼唤读者和知音,他是在为所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那些足以成为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利器的科学著作,寻求更多的欣赏者和能够胜任的传播人。
周培源先生是一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力学和理论物理的奠基人之一。然而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例如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的研究,却都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距甚远。我们这代人对这位科学大师的了解,也多半都是通过老作家徐迟先生的那篇报告文学名作《在湍流的涡漩中》。从这点关系上说,我们这代读者,真应该深深感谢徐迟先生。是他那一篇篇文采飞扬的以中国科学家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作品,引领我们领略了地质学家李四光、数学家陈景润、植物学家蔡希陶、流体力学家周培源、光纤通信技术奠基人赵梓森、水利学家林一山等人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所毕生为之奋斗的科学领域里的瑰丽气象。
《在湍流的涡漩中》创作于1978年2月,那正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前夜,一段乍暖还寒的雨夹雪的日子。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真理的巨雷已在天边孕育和滚动,早春的风正在吹过解冻的土地。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含苞的花朵如期怒放,被压抑的小草应运而生。经受不住那强烈阳光照射的,便逃之夭夭,一切习惯于作茧自缚和固步自封的,也匿迹销声。到处都是前进的脚步,到处都是建设的歌声。那是我们经受着孤独、饥渴和寒冷,苦苦寻求与期待的早春时节,是我们经受着痛苦、艰辛和寂寞,长久地呼唤过和梦想过的,能够为我们带来福音的春风。在一切沉重的记忆之上,在太多的期待和渴望之上,每一颗心,都感到了这股春风的强劲和迅猛。
《在湍流的涡漩中》截取了1976年10月初的一个“秋凉肃杀”的夜晚——粉碎“四人帮”前夕的黎明前最暗黑的一个时刻,细致地描写了流体力学家、教育家,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周培源的心理活动,展现了这位正直的科学家在“什么都颠倒了”、“郁闷、忧郁的空气压得人透不过气”的非常时刻的铮铮铁骨,以及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的爱憎分明的情操大义。
例如,作为爱因斯坦的学生和伟大的相对论的研究者,周培源在科学真理面前,是那样的刚直不阿,对颐指气使、气焰嚣张的陈伯达之流,不屈不从,大义凛然。当陈伯达叫嚣要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甚至扬言要“打倒爱因斯坦”时,周培源当场就反驳说,不能批!你敢乱批?你批批看!只几句话就把陈伯达顶了回去,一点不留情面,更无丝毫迎合之意。
这位研究“湍流理论”的物理学家也发现,他已处在政治斗争的湍流之中了。“夜,黑暗的夜,最黑暗的夜!”他此刻所面对的,并不是物理世界,而是中国政治。
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读来大都像精心构思过的小说一样扣人心弦、充满故事性。这篇《在湍流的涡漩中》,更如一篇心理分析小说,曲径通幽,直抵主人公最隐秘的内心世界。
这篇作品最初是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在1978年3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同时也收入了“献给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中。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当年《人民日报》排出版样后,曾特意刷出了一份等比例的单面清样,请作品里的主人公周培源先生和作者徐迟,又仔细校对和修改了数遍。从这份清样上不同颜色和密密麻麻的圈改笔迹看来,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里的主人公,对许多细节,都推敲与修改得甚为慎重和仔细。比较集中的修改,是在作品开端不久,写到周培源与“湍流理论”的渊源时,周亲笔修改和补写了这样一段:
“湍流是由许许多多的涡漩组成的,周培源从30年代末开始就在寻求能够反映湍流运动实际的正确理论。但到解放之后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才认识到要从湍流的涡漩结构入手去解决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到70年代里,他和他的学生黄永念一起找到了组成最简单的湍流运动——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的湍流圆涡漩,并获得了与实践符合的湍能衰变规律和湍流微尺度的扩散规律。他转过了头,微微地喘息起来。”
这么一小段文字,不仅显示了这位科学家在专业表述上的严谨与谦逊,也隐隐可见当时人们(包括周本人)对毛的膜拜心迹。对周亲笔补写的这段文字,徐迟在定稿中全部采纳了,只把最后一句改得更加“文学”了:“他转过头来,他的气息也如湍流一样激动起来。”
徐迟对周培源先生在另外一些小细节上的修改也都一一采纳了。看得出,他十分在意周的修改,还特意在这份留下了许多不同颜色笔迹的修改样上注明“周培源亲笔修改稿”的字样。
大约在1995年夏天,徐迟先生交给我两份文件,叮嘱我好好保存。一份是他1932年刊登在北平《燕大校刊》五月号上的小说处女作《开演以前》的一段微缩胶片,他说这是评论家谢冕先生帮他找到和拍下的。另一份就是留下了周培源先生珍贵手泽的《在湍流的涡漩中》的修改版样。
如今,周培源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年了,徐迟先生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作为一名出版人,我对周培源先生这样一位理论物理学大师,还另有一层敬意,那就是,他在主政北京大学期间,也曾大力支持和亲自领导研制了著名的华光型电脑镭射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从而引发了我国新一轮印刷术的重大革新和进步。重睹两位大师的手迹和遗泽,心底不禁温情流荡,忍不住写此短文,隔着时空,遥致缅怀和敬意。
20世纪80年代里,人民出版社的几位老出版人,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编辑刊印了几种标明为“供内部参考”、没有公开发行的现代史料著作。其中有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张国焘的三卷本回忆录《我的回忆》、陈公博的《苦笑录(1925—1936)》、德国人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的《中国纪事(1932—1939)》、盛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还有郑超麟的《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等。这些著作的作者大都是中共早期活动的参与者、见证者,有的还是主要领导人。这套印本统一用淡黄色素面纸做封面,没有任何装饰,后来人称之为“黄皮书”或“白皮书”。
主事者还在书前印了一段出版说明:“为了满足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计划有选择地翻译和翻印少量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研究中共党史的著述和资料,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参阅。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些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实,吹嘘自己,诬蔑、攻击我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我们均按原文排印,内容没有删节。”
2004年,这套史料著作中的一些篇目,又在东方出版社(即人民出版社的副牌)正式出版。出版者还加了新的出版说明:“由于上述图书当时印量很少,目前图书市场上已经绝版,但仍不断有读者来信索要复印上述资料。有鉴于此,我们报经有关部门同意,在系统清理的基础上重版以上若干史料,并定名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内部出版,限量发行。”这次出版,封面统一改为仍然不加装饰的深蓝色,或可称为“蓝皮书”了。
2005年,我曾应出版社之约写过一本传记读物《少年邓小平》。为写这本小书,我曾到邓小平老家四川广安的那个乡场上住过和走访过一些日子,后来又借去欧洲出差的机会,专程去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时做过工的法国南部小城克鲁梭。在搜集资料的时候,也意外地在旧书店里买到了一册珍贵和有用的“黄皮书”《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后来从范用先生的文章《郑超麟及其回忆录》中得知,郑老先生的这本回忆录只印了一千册。范文里说这本书是1982年出版的,可能是误记,因为书上印有“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9年7月印刷,工本费5.20元”的字样。
郑超麟(1901—1998)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失踪者”。他在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由李慰农介绍加入共产党,并参与建立旅法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共产党”,与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李维汉、王若飞等,都是当时的核心成员。他后来还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布尔塞维克》。1927年下半年以后,他渐渐脱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29年后完全转入了托洛茨基立场,并成为中国托派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以至于终其一生,再也没有改变自己选择的这个信仰。这位传奇般的人物,为了自己的信仰,一生大半时光是在监狱里度过。他曾因反对国民党坐了七年牢狱,新中国建立后,又因托派问题被捕,又坐了二十八年监狱。直到1979年才恢复人身自由,在上海市任政协委员。毫无疑问,他的回忆录,对于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托派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研究,有着独到和重要的史料价值。当初我在撰写《少年邓小平》时,就从这部回忆录里找到了不少有关1920年代赴法勤工俭学人员的足迹和广安少年“邓希贤”的线索。
郑超麟先生虽然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早年却也曾喜欢文学,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家和文学社团都有接触和了解。他的回忆录里对一些现代作家的评价十分独到,所记录的故事,也非常珍贵和有趣,是难得的“一家之言”。
例如对蒋光赤这样的“革命作家”,他坦率地写道:“蒋光赤的小说出版,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看。大家对于蒋光赤本人,对于他的诗和小说,对于一般新文学,怀有很深的成见,即使有空闲,也不愿去看他的书。陈独秀翻一翻《少年漂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老蒋送我一本,我勉强看完了,下次见面时并未给他所期待的赞语。他常说:‘外国作家常得女读者来信赞赏,但中国女读者从不晓得写信给作家。’我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发的牢骚。(瞿)秋白比较同情他,也能同他谈论中国的文坛。有一天,他先走了,秋白同我说:‘这个人太没有天才!’光赤写了一本小说,关于我们那几年在上海的生活,其中秋白占了近乎主角的地位,也有我的一个影子。他问秋白用什么书名才好,秋白主张用《短裤党》……虽然如此,蒋光赤仍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路先锋……”
再看这一段关于“创造社”的:“创造社本是文学的团体,过去只出一些文学的杂志和文学的书籍。这些出版物,我看得很少,偶然看看也不合我的胃口。连写实主义我都认为过时了,何况浪漫主义?我特别不喜欢郭沫若的诗,因为白话中夹杂着文言辞藻。此外,我回国以后完全被革命吸引了去,对于文学不感兴趣。北伐以前,创造社一派文学家与革命无缘,倒是他们的对头,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人与我们接近,例如沈氏兄弟就是我们的同志。”
他接着写到了和沈雁冰的交往:“1927年11月间,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在四马路一家绍兴酒馆遇着宋云彬,他就是雁冰一篇写牯岭文章中的‘云郎’。宋云彬就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几日后,我带了《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到窦乐安路景星里或景云里去访他……直至以后好久才知道他用茅盾做笔名,发表他的处女作《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那日沈雁冰还是同我谈政治,他不满意于八七会议以后的路线,他反对各地农村进行暴动……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一个同志明白反对中央新路线。他这反对暴动意见后来写在他的《从牯岭到东京》文章中。”
写他和创造社诗人王独清交往那一段逸话,也足资文学史家参考:“有一次去访王独清,他请我到新雅喝咖啡……他把创造社的内幕告诉我。他说:创造社的人可以分为二部分:一部分是‘已成作家’,如沫若、仿吾、资平、伯奇和我;一部分是‘未成作家’,如彭康、李初梨,等等。这两部分人以外,还有一些‘小伙计’,如仿吾的侄子成绍宗,以及邱韵铎、龚冰庐等,他们有时也写文章。创造社中有的人有野心,要拿创造社这个组织,以对等资格,同共产党说话。资平是第三党人物,根本不可靠。伯奇是个小政客。那些未成作家方面,大多是新从学校出来的,都很纯洁,其中个别人颇有野心,我们须用力量去克服他。”
郑超麟先生还是一位翻译家,解放前翻译出版过俄国人写的一本达·芬奇的传记《诸神复活》(1980年代,范用先生在三联书店重版过这本书),还翻译过纪德的那本曾经引起过争议的游记《从苏联归来》。他在晚年的生活和对外联络事宜,多由孙女郑晓方料理。晓方原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做编辑,后来调到上海福利出版社工作。我在徐迟先生晚年侍奉左右的那段日子里,曾和晓方女士有过多次书信往来,承蒙她的热诚,还寄送给我几册上海书店版的文史图书。那时她正在协助柯灵、范泉两位老先生编辑出版“文史探索书系”。可惜我那时并不知道郑超麟老先生就是她的祖父。
1982年秋天,我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在鄂南的一个小县城里任高中语文教员。县城里有家门面不大的新华书店,图书、年画、春联、领袖像,还有信封信笺、毛笔等各种文具,在这里都能买到。书店斜对面是邮局,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向外面投稿,偶尔能得到一两笔小稿费,从邮局取出稿费后,总是直接就奔向了书店的文学类书架。那时候书的定价也真是便宜,一块钱就能买到很厚的一本文学名著。我很感谢这家新华书店,1980年代初期,一些新出版的作家作品集,包括1981年版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我都是在这里买到的。
诗人流沙河先生翻译的一本外国小说《混血儿》,也是我那时候买到的。这本小书是重庆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的,定价只有三角七分钱。那时候每次买了新书,都很爱惜,总要给它包上牛皮纸书皮。现在拆去书皮一看,书就像全新的一般。事实上这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书”了。书里有篇《译者后记》,“1977年5月21日半夜在故园”写成。那也正是诗人写《故园六咏》的时期。“为了译得通顺明白,在只有一本从破纸堆中拣来的、只有两个火柴匣那样小的、40年代中学生用的袖珍英汉小字典,没有别的工具书的情况下,我是费了一番苦心的。白天要忙于做工糊口养家,只有挤出晚间搞翻译,夜夜总要熬到凌晨一两点钟才睡。有三个晚间一直熬到天亮,听见鸡啼,听见广播响,上床关灯后,看见纸窗微明。”诗人在译后记里如实记录当时的景况,“家中不幸,出了事情,忧心如焚,译书解愁。熬了四十夜,就像坐月子一样,现在满了。今天上午又遭不幸,在圆盘锯上误伤左手中指,不能做工挣钱了……”
所谓“家中不幸,出了事情”,是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里,整个中国都在蒙难,家国动荡,草木凋折,使一代知识分子蒙冤受屈,历尽苦辛。这里的“译书解愁”,也是如鲁迅先生说过的,受了伤的小兽,挣扎着躲藏进树林里,没有嚎叫,只是慢慢躺下去,轻轻舔着自己的伤口,以求得痊愈和平复。当时,诗人被押解回故乡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改造,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先是当“解匠”,拉大锯,后来又是钉包装箱,又是抬电杆,摔制砖坯,在河滩捡石,失去任何庇荫,全靠出卖体力劳动换回口粮,维系全家人的生存。此番情景,诗人在《故园六咏·中秋》里也有如实记录:“纸窗亮,负儿去工场。赤脚裸身锯大木,音韵铿锵,节奏悠扬。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啃完春,啃完夏,晚归忽闻桂花香。屈指今夜中秋节,叫贤妻快来窗前看月亮。妻说月色果然好,明晨又该洗衣裳,不如早上床!”
再来看《混血儿》这本小说。作者托马斯·美因·李德(1818—1883)是一位英国作家,青年时期在美国生活过,参加过美国和墨西哥的战争,所写作品多以美国黑奴解放为主题。《混血儿》写于1856年,应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正直善良的英国青年,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旅行,爱上了当地一位女奴身份的混血儿少女,同时也卷进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正义与邪恶的争斗中。小说揭露了一百多年前美国种族歧视的罪恶丑行,表现反对蓄奴制度、提倡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主题,是一部类似《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样的作品。
我记得,三十年前第一次看这本篇幅不长的小说时,其中曲折离奇、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甚至使我觉得,这本小说比《汤姆叔叔的小屋》更好读。现在看来,这也许还要归功于流沙河先生干净利落、清丽晓畅的译笔。流沙河先生虽然自谦“英语水平很低”,但是他有高超和优秀的中文功底。我们不妨欣赏一下小说开头和结尾的两段文字。
小说一开头就不枝不蔓,径直交代了主人公的身份和整个故事的起因:“刚从大学出来,我在家中不快活,想去旅行。我要去亲眼看看外面的世界,从前我只是在书上认识世界罢了。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离开了故乡,动身航海,横渡大西洋到新世界(美洲)。那时候我年轻,满怀着清高的理想。我要自由。我要爱情。我要过那惊险激烈的生活,我立刻就找到了这些,那是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在明媚的天空下面。”接着是第二段:“在一月十八号那天,我到达新奥尔良……”很快进入故事了。
在主人公经历了种种出人意外又都在情理之中的波折,故事里的各个人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后,小说进入了尾声。最后两小段是这么写的,“我在这个故事中提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结局就是如此。读到这里,你会叫嚷起来,说我忘记交代两个人的下落,一个是男主角,一个是女主角。
“不,不是我忘记了。难道你一定要听听结婚仪式是怎样举行的吗?或者一定要听听我和她后来的生活是怎样的美满吗?这些事情对你说来恐怕也没有多大的兴趣。我的爱情的美梦实现之日,也就是我的冒险生活结束之时,对你说来,知道这一点那就够了——我和我的美丽的混血儿共同生活了一辈子,我是幸福的。”
小说至此,戛然而止,很利索,真好。当今天的小说家们再也不肯像小说“草创时代”的作家那样,单纯地讲述故事,如实描写自己的所见所闻,而是发展成一种隐喻密布、陷阱重重,足以和学术论著相媲美的“思想术”的时候,我还是很庆幸自己,在三十年前曾看到过如此单纯、清丽的讲述故事的小说,而且这本小说还是出自一位我所敬仰和热爱的、译笔优美、堪称汉语言专家的诗人之手。
我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学习诗歌写作的,第一组抒情小诗《一束小山花》发表在湖北的《布谷鸟》月刊1982年第5期上,当时我即将大学毕业。1983年9月,我又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故乡送小月》,其时我已被分配到鄂南一个小县城的中学里担任高中语文教员。不久,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也选入了我在《诗刊》上发表的另一首较长的抒情诗《二月兰》。《长江文艺》在1984年夏天用两个整版的篇幅,推出了我的组诗。那时候的青年人大都热爱文学,喜欢诗歌,在我的周围,聚集着小县城里的许多文学热爱者。渐渐的,我成了那座小城里“著名的”青年诗人。
那些年我常读的文学刊物有《诗刊》、《萌芽》、《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丑小鸭》、《青春》和《外国文艺》等,还有《读书》、《书林》、《散文》和《中国青年》等杂志。在这前后,我也断断续续地读到过诸如《这一代》、《大学生》、《珞珈山》、《红豆》、《耕耘》、《未名湖》等各地出版的大学生刊物,有的还被视为“地下刊物”(那时好像还没有“民间刊物”一说)。这些有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大学生刊物,是当年这一代人狂飙突进思想最直接的载体,也是当时全国大学生们最热衷于传播和传抄的印刷品,里面的激进思想和探索精神,有关人生、理想、思想解放、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话题、事件和作品,曾经牵动着当时每一位大学生的思想和神经,甚至影响着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命运和前途,对我有过不小的影响。
记得那时我还给尚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念书和编辑校园刊物的诗人王小妮写过信,得到了她的回复。她在信上说,你的故乡胶东那片土地上的农民,曾经把自己的命系在裤腰带上,为革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这一代人的诗歌不能仅仅写那些风花雪月,而要写出生活的苦难和艰辛。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些话依然历历在目,使我终生受用。这一代诗人的理想主义和担当精神,也由此可见一斑。那几年,我除了在《长江文艺》、《布谷鸟》、《诗刊》、《萌芽》、《芳草》等刊物上发表诗歌,还有一些习作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七色虹》、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报》、武汉师范学院的《青年写作》等大学生刊物上。这些习作和文学通信,还有这些生命短暂的简陋的铅印刊物,成了我青年时代最美好和最珍贵的文学记忆。
大约在1986年,我报名参加了《诗刊》社创办的诗歌刊授学院。负责刊授工作的是著名诗评家朱先树先生,参与其事的还有诗人和编辑家王燕生先生。他们为每一位刊授学员安排了专门看稿和辅导的老师。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发表过一些儿童诗的缘故,所以为我安排的辅导老师是以儿童诗名世的诗人高洪波先生。对我来说,这是一段极其幸运的师生缘分。我至今还珍藏着高老师为我亲笔修改过的一些诗歌草稿。那时我也尽量去搜罗了高老师已经出版的一些诗集来阅读。现在想来,当初能够渐渐地集中精力,毅然踏上了儿童诗创作这条林中小路,可能与高老师的刊授辅导,以及阅读他的作品所接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三十年来,我和高老师一直保持着温暖的、亦师亦友的情谊。他是中国作协的领导之一,也是儿童文学界的领军人物,我则一直不弃不离地坚守在儿童文学这块芳草地里,“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这种情形就像弗罗斯特的诗中所写的,“金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当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那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参加刊授学院还有一个直接的成果,就是在刊授学院的刊物《未名诗人》上,发表了我的一组诗歌,同时还刊登了诗人王燕生当时写给我的一封谈论我的习作的长信。这封信后来收进了王燕生的诗评集《与缪斯的会晤》。我的那组诗歌,收进了朱先树编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未名诗选》。今天重新翻开这本青年诗歌选集,我看到了三十年前我们一起开始写诗的全国众多诗友的熟悉的名字,有的今天仍然还活跃在诗坛上,有的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2011年初冬时节,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洪波老师突然开心地告诉我说,他最近收拾书籍文件,意外发现了两本二三十年前的诗歌稿本,一是女诗人舒婷的一册油印本诗集;一是我的一本二十多年前的诗歌剪贴本。这使我感到十分欣喜和好奇。高老师开玩笑说,这么多年了,保存下来不容易,应该有一个正式的“转交仪式”。事实上,作代会结束不久,他就把这本剪贴本快递给我。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我实在是不记得自己当年还认真剪贴和编排过这样一本“孤本诗集”。
我为剪贴本题名为“中学生幻想诗”,扉页上还写有两行献词:“谨以这本校园诗集,献给所有的中学生朋友——作者”。小集里共有六十多首小诗,包括一些短小的散文诗,分为“十七岁的天空”、“遥远的故乡”、“我们都是孩子”三个小辑,目录抄写得清清爽爽,每篇作品后面还注明了发表出处。显然,这不只是当年交给老师的一份“刊授作业”,而是一本完整的诗集的雏形。我把它的篇目与我1989年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校园诗集《歌青青·草青青》的篇目一一对照,发现大部分作品已经选进《歌青青·草青青》中了,那些没有选进去的和一些散文诗,却从此就被我遗忘了,成了迄今为止的一批“集外文”,仿佛一群失散多年的孩子。
使我尤为感动的是,洪波老师还亲笔在这本剪贴本的扉页上题写了这样一段诗句:
留下幻想 留下记忆
时光流逝 诗心永恒
二十四年保存的友谊
六十岁时返还徐鲁
成长的空间 被快乐
和惆怅填满……
看着这一段题句,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我想到了王安石的一联诗:“顾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独惊人。”我深深地感激洪波老师,不仅意外地为我保存下来一批早期青涩和稚嫩的文字,也把将近三十年的友谊保存得完好如初。重读这些短小的诗歌和散文诗,三十年前的那些单纯和烂漫的文学时光,仿佛重临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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