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9-02 09:09:55 点击: 次
2011年母校山东大学校庆时,承蒙路遥、吕慧鹃二位学长邀约,让我和几位年迈的校友一块参观了焕然一新的校园,并在文史楼前瞻仰了当年历史系八大教授的群体塑像。老实说,塑像远不够形神兼备,不过还是让我感到亲切,勾起了我对于先师们的一些回忆。我忆起的不是先师们的学术成就和道德风范,无非是一些细枝末节的琐事,关于华岗、王统照、冯沅君、吕荧、殷焕先诸师,我已有另文述及,这里只说说我记忆中的童书业(1908-1968)、赵俪生(1917-2007)、赵纪彬(1905-1982)、杨向奎(1910-2000)四位先师。
我是1949年暑假后进入山东大学的,起初进的是中文系,后来与历史系合为文史系,再后来又分到中文系。那时各系的学生人数都很少,经常交叉听课。
童书业先生
我刚进校,就听说了一件趣事:有一天,童书业先生边思索边散步,不觉走到海边,在那里往返盘桓,时而凝神远眺,时而低头沉思。那时青岛解放不久,治安情况还不是很好。附近巡逻的公安人员注意他很久,越来越觉得他形迹可疑,就进前盘问。童先生自称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正在思考一个学术问题。校徽,没戴;证件,没有。公安人员看他的衣着、举动不像教授,就把他带到公安局审查。打电话给山大,山大才派人领回。
我听了半信半疑,及至上了童先生的第一堂课,亲眼看到先生的风采,就对此确信无疑了。我选的是童先生的宋史研究。第一次上课时,童先生穿的是一件破旧的酱色大褂,脏兮兮的,前胸和袖口都已油渍渍的变黑发亮(后来看到,这件酱色大褂是他平时最常穿的,可以说是他的标志性服装)。先生讲课的声音像女郎的声音一样尖细清脆,而且经常不由得面部神经抽搐,以致忽而眼睛一眨,嘴角一歪;同时鼻涕下垂,又迅速吸进,反复几次之后,就用袖子猛地一擦。我忍不住发笑,以致低下头来不敢再看先生的形象。但十几分钟之后,我就被先生的讲课深深吸引,再也不注意任何可笑之处了。童先生上课不带讲稿或提纲,连片言只字都不带,讲到宋代的税收变化,顺口就说出一大串又一大串数据,并注明出自《食货志》的第几卷第几页。他还喜欢引用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也是一段又一段地背诵如流,并且注明出自第几页。怎么会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呢?课后同学们怀着赞叹议论纷纷。有的同学说:童先生属于偏执型记忆,有的东西可以过目不忘,但对另一些东西又比常人的记忆差得多。后来我果然看到了一个例子。
王麦庵同学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又是宋史研究的课代表,经常和童先生联系。有一天到童先生家里谈了好长时间,和童先生一同走出来,一同来到学校,到图书馆门前,互道再见分手。童先生进了图书馆,王麦庵站在图书馆前面的橱窗看报。大约五分钟后,童先生忽然从图书馆出来,叫道:“喂,那个看报的同学!”王麦庵转身答应,问童先生有什么事?童先生问他:“你是不是历史系的学生?”“是的。”“请你告诉王麦庵,下一次宋史研究上课的时间要调整一下……”“童先生,我就是王麦庵,刚从你家里出来呀。”童先生竟然把刚才的事全忘了。
同学们都知道童先生是顾颉刚大师的得意门生,春秋史专家,文物鉴定专家,又有绘画史方面的著作。他刚过不惑之年,怎么就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呢?同学们希望他讲讲治学经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介绍了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现在记得的只有:他师从顾颉刚先
生时,曾经许多日夜扎在书堆里,食宿无常,夜里困极了就和衣而卧,睡梦中也在思索,一旦有什么所得或疑点,立即起来用功。他说:只要专心致志,用功半年就可以写一篇颇有分量的札记,用功一年就可以写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我当时总的印象是,童先生的成就主要是他专心致志吃苦用功的结果,并不是依靠他的聪明和才气。
后来又听说童先生是心理学专家,会“催眠术”。有一天,在文学馆楼下,许多同学围着童先生,问他催眠术是怎么回事?那一天童先生的心情特别好,就眉飞色舞地讲起来,他说:我在地上画个圈儿,让你蹲在里面,闭上眼睛,催眠后,你就会觉得是在一个悬崖上,命悬一线,千钧一发,叫你干什么,你就会干什么,问你什么,你都会如实回答,平时藏在心里的秘密也会泄露出来。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必须取得你的信任。如果你根本不信任我,我就不可能让你接受催眠。为了取得你的信任,我开始提出的问题都是很实在的,例如你叫某某某,是吗?你是山东大学的学生,是吗?一步一步,由浅入深,你就会逐渐受我控制了……大家急不可耐地要求他表演,不少人愿意充当试验者。童先生真地要出手了,拍拍一个蹲在地上的同学的肩膀,正要在他周围画圈儿,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骤然停止,说:这是唯心主义的一套,不可信!于是决然地转身而去。同学们也都意识到了什么,没再勉强童先生,遗憾地散去。
有时候,童先生真是懵懵懂懂,如在梦中。那一天,全校在露天台阶会场召开动员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大会,气氛严肃隆重。正当校领导作报告时,穿着酱色大褂的童先生,从会场外飘然走来,虽然迟到了,却毫不紧迫,进入会场后,嘴里还嚼着五香花生米,从从容容地寻找合适的座位。他落坐在冯沅君先生身边,掏出一把花生米送给冯先生,冯先生微笑着摇摇手谢绝。我的座位就在旁边,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
不久,运动发展到老师们“人人洗澡,互相搓背”的阶段,班干部征求同学们对童先生的意见,整理后转达。听说童先生在自我检查中对那次未上演的催眠术,对那次治学经验的介绍,都做了检讨。
童先生是在文革风暴正狂时,在沉重的批斗压力下抑郁而终的,年仅60岁,远未能展其才智,也远未能尽其天年。那时我正在牛棚里,连噩耗也没能听到。
赵俪生先生
赵俪生先生是1950年冬到山东大学文史系任教的,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衣着。他有时西装革履,打着一条鲜红的领带;有时穿着一身布满污迹的黄绿色的棉军装;有时又换上了一件深色大褂。赵先生当时才三十来岁,身材高挑,挺胸直背,步履矫健,不论穿什么衣服都显得气度非凡。我本来对赵先生的成就毫无所知,但就在赵先生进入山大前后,接连出版了三本书:小说《中条山的梦》,翻译小说《孤独》(原作者是苏联的维尔塔),论文集《中国新史学的探索》。我敬佩他的多才多艺,怀着敬仰的心情,选修了赵先生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选读》。和童先生不同,赵先生上这门课有完整的讲稿,逻辑严密,字斟句酌,就像准备发表的文稿。他讲课的声音洪亮,字字入耳,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富有感染力。见大家听得全神贯注,赵先生讲课分外精神饱满,形成了良性互动。下课前,他往往喜形于色地说:“同学们的听讲状态很好,让我的讲课更有了信心,谢谢!”“看得出大家对这堂课很满意,这和我的预计正相符,谢谢!”有一次下课前说:“这堂课让我们师生都感到愉悦,下一次会有更精彩的节目!”每次上课时,他的夫人和助教高昭一老师都来听讲。每次下课前,他总要声明:“这一章的讲稿在准备时得到了高昭一同志的许多帮助,谨向她致谢!”以这种方式当面且当众表达对自己夫人的感谢,的确别开生面,一时传为美谈。
大约是讲完了《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之后,赵先生在下课前郑重地说: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希望同学们对授课提出宝贵意见,尤其希望多提批评意见。他把准备好的纸片逐一地发给每个同学。课后同学们把意见交给课代表,转给了赵先生。出乎意料的是,下一次上课时,赵先生寒着脸走上讲台,沉默不语良久。同学们不知出了什么事,诧异又惴惴。赵先生终于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咱们可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哈!”又是沉默。过了一会接着说,“知识分子都有点虚荣爱面子,我也不例外。我请大家提意见,是对大家的尊重;大家提意见,可以畅所欲言,可是也要尊重我的人格呀。真想不到竟然有这样的意见:‘有时简直是浪费时间’,‘不应当自吹自擂’……哎,哎,我的讲稿都是反复修改推敲过的,没有一句废话,怎么能说是浪费时间呢?我教这门课是边学边讲,自知力不从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什么时候自吹自擂了?……”说着说着,赵先生已委屈得泪光盈盈了。下课后,大部分同学都说“浪费时间”、“自吹自擂”这样的意见不合事实,又埋怨课代表不该把这样的意见交上去。根据大家的建议,课代表和几个同学特地登门向赵先生作了解释,这场小小的风波就平息了。此后赵先生依然在上课时情绪饱满,神采焕发,依然在下课前向“高昭一同志”致谢,但结束语不再说“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之类,改为“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了。
赵俪生先生和童书业先生不仅有相近的专业特长,又有相同的业余爱好,都善于鉴赏文物,都长于品画,而且都能挥笔作画;他俩的寓所又是紧邻,因此很快结为好友,经常相互切磋,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却毫无芥蒂,赶上饭时就毫不见外地共酌共餐。两家的孩子也随意串门,一同玩耍,亲密无间。但小孩子们一块玩着玩着就会发生争执,有时难免唇枪舌剑,甚至动起手来,吃亏的一方就要向家长告状。这事就会对双方家长的关系有所影响。听说有一次,赵先生的孩子吃了亏,赵先生听了孩子的哭诉,就怒气冲冲地领着哭哭啼啼的孩子,敲开童家的门,朝童先生夫妇扑通跪倒,说:“我赵某教子无方,孩子活该受欺负,惹你们二老见笑、生气了,向你们谢罪!”童先生还来不及反应,赵先生已叩头转身而去。孩子们的纠纷第二天就烟消云散,两位老师也就像孩子们一样和好如初。同学们听到老师之间的这种花边新闻,感到新奇又有趣。
1951年初,为了抗美援朝,我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得到批准,在全系欢送会上,我发表了颇有偏激情绪的告别辞(回想起来实在羞愧)。会后赵先生亲切地对我说:你满有诗人气质,参军以后也可以搞创作。不过,诗人往往是偏激的,这可要注意哟。我虽然没有认真领会赵先生的提醒,却怀着感激的心情深深记住了他的温暖的目光。
由于上级有新的指示,我并没有去参军。1952年毕业离校后,就和赵先生失去联系。1957年,赵先生(那时已调入兰州大学)和我都成了右派分子。获得“改正”后,从校友赵淮青那里得知赵先生的消息。想不到蜷居“另册”期间,赵先生比我所受的磨难更重,他本人几乎饿死,长女上山采野菜时坠崖而死。赵先生复出后,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在土地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多有新的建树。听说赵先生1978年招收新时期的第一届研究生时,他冲破重重阻力,甚至以“罢招”相拼,坚持要录取一位学历不高、其貌不扬的考生,终于如愿。果然这位考生不负先生厚望,成了历史学界的拔尖人才。又听说因为赵先生曾批评一位学阀的著作,遭其记恨,硬是不让先生担任博导。先生为此十分愤愤,但始终不向学阀服软。2000年,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一朵喇叭花》,寄给赵先生,请他指教。八十多岁高龄的赵先生很快就写来了相当长的回信,对我鼓励、指点之外,捎带着毫不隐晦地讥诮了几位师友。这一些信息让我隐隐地重新看到了赵先生三十来岁执教山大时的性情和风骨。
赵纪彬先生
我入校时,赵纪彬先生已是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还给我们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材是斯大林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的一章。他是老革命,又是左翼文化界的名人,在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中,他就以“向林冰”的笔名成为一派的代表。一位湛山寺的高僧也慕名前来听讲,这高僧不着袈裟,总是身穿深蓝色制服,戴着鸭舌帽,坐在最后靠墙角的座位,坚持了一个学期。赵先生讲课从来不带讲稿,随兴所之。他也很少在黑板上写字,而且不喜欢总站在讲台上,常常站到讲台旁的墙角。有时一面思考,一面发出嘿嘿、嘿嘿的笑声,似乎被自己想到的某个东西逗笑了。嘿嘿、嘿嘿之后,也许接着是一串激动人心的连珠炮,也许接着又是沉默(可能沉默两三分钟),再次嘿嘿、嘿嘿之后,才发出一串连珠炮。他对于斯大林的理论有时流露出不以为意的态度,曾经说:“(斯大林说:)‘方法是辩证的,理论是唯物的。’嘿嘿,嘿嘿,怎么能这样说呢?辩证唯物主义怎么能这样分成两半呢?……”“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变成了四大特征,否定之否定不提了。嘿嘿,嘿嘿,这能说是理论上的发展吗?否定之否定怎么能否定呢?……”有一次,不知怎么,他说起抗战期间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说当时自以为理直气壮,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批评后,才有所反省。
赵先生不拘小节。有一次我到教师休息室去,正遇见赵先生和一位老师交谈。他双脚都脱下了袜子,一面谈话,一面抠着脚趾缝,有时还把手指放在鼻子前闻一闻,接着继续抠。神态安详自若,恬然自适。由此我知道赵先生大概患脚气。
不久我就看到了赵先生严肃甚至冷峻的一面。1950年春,孙思白先生申请入党,党支部讨论时,欢迎老师、同学们去旁听。记得赵纪彬先生发了言,除了政治思想方面以外,还谈到孙思白先生的治学问题:忽东忽西,浅尝辄止,坐不住,沉不下心来,耍小聪明,不下苦功,这样只能有小得,而不会成大器;还是要根据内外条件,做一个长期规划,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我听了真有字字千钧的感觉。孙思白先生像个站在教师面前的小学生一样,额上汗津津地做着笔记。这次孙思白先生的申请暂时没有通过,他和旁听者都受到了很大震撼和教育。孙思白先生后来成为民国史的第一权威,我想他一定会怀着感激常常回想起这些语重心长的意见。
平原省成立后,赵纪彬先生奉命调离山大,担任平原省副秘书长,不久升任秘书长,又转任省政协主席。凭我的幼稚的头脑,无法想象他会怎样履行高官职责,但我相信他不会做贪官,也不会做个摆架子的官老爷。打倒四人帮后,听说他在文革中一度成了“唐晓文”(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之一)的顾问。我至今也不理解,敢于向斯大林的理论叫板、又久经沧海的赵纪彬先生,怎么也会犯这样的过失呢?不知他在晚年会有怎样的自我反省?
杨向奎先生
我对杨向奎先生最突出的印象是:他总是出人意料。见闻中杨先生的许多事情都是我想不到的。
解放初期,学校里的政治空气非常高涨,人们都显得风风火火,而杨先生却总是那么神态安详,步履从容。记得他的衣着也很讲究,经常呢服革履,似乎从来没穿过干部服。他开的课主要是中国上古史,多次在走廊听到他从课堂里传出的高亢清朗的声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哎——”因此我认定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学究,不但和“革命干部”不沾边,和“进步教授”也相距甚远。不料在1950年就听说杨先生被吸收为共产党员,那大概是山大在解放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这让我大感意外,于是去打听杨先生的光荣革命历程,原来他早就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地下斗争了。
我没到杨先生家里去过,在我这个少年郎的心目中,总把他想象成一位在家里道貌岸然地管教子女的家长。可是有一天忽然听说:杨先生结婚了,新婚的师母是一位中学教师。这也让我大感意外。接着听说杨先生曾经有一段父母包办的婚姻经历,后来解除了婚约;又隐隐听说他曾和一位活跃的女大学生闹过一段曲折的罗曼斯,终于双方友好地分手。此中曲折更是我这个农家孩子无法想象的。
大概在大学二年级上学期,孙昌熙先生教我们的《写作实习》,几周以后,同学们不满意他的讲课,要求撤换老师。有一天,杨先生以文史系系主任的身份和我们三个学生代表谈话。他让我们畅所欲言地谈出了不满的意见,又问我们希望老师怎样教课?我们没有什么准备,只是笼统地说:希望老师“能够讲出东西来”,“能够对我们的写作确实有帮助”。他又问我们希望换哪位老师来教?我们也提不出来。杨先生说:你们对教学的意见和要求,系里一定转告孙先生,你们也可以直接给孙先生提,我相信孙先生有能力教好这门课。接着他拿出一些事先准备的材料给我们看,都是孙先生在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散文、小说和论文。他说:孙昌熙先生是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抗战后并入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在大学生时代就发表了一些散文、小说,受到朱自清先生的赞赏,毕业后就留校做朱自清的助教。这样有创作经验的老师教你们的写作实习,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孙先生不愿吹嘘“当年勇”,不是正说明他的谦虚吗?最后杨先生说:人都有缺点,每个老师的教学也难免有缺点,学生应当帮助老师改正缺点,提高教学,这才符合党的要求,是不是?哪能动不动就要求撤换老师呢?杨先生始终和颜悦色,让我们口服心服,深受教育,为自己的幼稚、轻率感到惭愧。我们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杨先生循循善诱的水平这么高是我们料想不到的,杨先生为这次谈话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也是我们料想不到的。此后,孙昌熙先生的讲课果然渐入佳境,他和同学们之间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一别数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批判林彪时,听说杨向奎先生受到了牵连,被隔离审查了,据说林彪在1966年5月的那个大讲政变的报告(曾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其中的一些历史材料就是让杨先生搜集提供的。我想:杨先生于1956年离开山大、调入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后来属于中国社科院),一直在研究古代史,怎么会卷进这么高层的政治斗争漩涡呢?这实在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1988年6月3日,听说杨先生回到山大小住,很想和一些“老学生”聚谈,我即随朱其凯学长一同由山东师大奔赴山大的指定会场。会场是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在座的都是校友。78岁高龄的杨先生显得健旺硬朗,慈祥愉悦,他随兴所之地向学子们倾吐肺腑之言,使会场洋溢着亲人之间久别重逢般的温馨又亲切的气氛。他谈治史,谈人生,当然也谈到他如何受到了“林彪问题”的牵连。他和林彪的关系有两段,都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第一段是在1966年春天,他曾经给林彪的儿子老虎(即林立果)做了一段家庭教师。第二段是在1970年,他给林彪、叶群讲中国哲学史。起因是,毛主席在中央开会发言时,喜欢讲一些典故,他们听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包含什么意思,希望杨先生能够发挥咨询作用。杨先生是党员,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无可推辞。1971年9月林彪出事后,他被反复审查也没有查出他和林彪集团的任何政治联系,但还是把他关进秦城监狱4年多,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出狱。……这些话题都是我很感兴趣的,也是我可以预想到的。想不到的是,这位我心目中的古代史学者,竟还不厌其烦地大谈他对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以及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订正。他说:在秦城监狱,因为时事、政治类的书刊不准看,就利用蹲监狱的时间学英语,又读了一些最新出版的物理书。他下功夫对相对论做了切实深入研究,觉得爱因斯坦的有些看法站不住脚,于是写了几篇论文和爱因斯坦商榷,请军宣队转给北大或中国科学院。出狱以后,他自费出版了两本和相对论有关的书,一本是《论时间、空间》,一本是《熵和引力》。1981年他被派赴美国访问研究一年,临行前请人翻译了一本带去,寄给美国的一个刊物。这家刊物编辑部回信说准备发表,可是左等右等也没有动静,再去信催问,答复说:我们是个小刊物,不敢发表您这样的大文章。后来就无声无息了。
杨先生是诚朴谦逊的,他说:“我不过是个中等之才,在外语上只是下等之才,有点成绩完全是靠努力苦干得来的。”杨先生又是非常自负甚至近乎狂妄的,他说:“我总认为自己的著作都是正确的,绝对正确的,不然我何必写呢?”“我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是什么?现在看来是在历史研究方面,也许若干年后,我对相对论的研究才会得到承认,那方面的贡献会大大超过我在历史研究上的成果。”他还得意地说:我可以开一门京剧研究课,这不是瞎吹。有一年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主持人对我的介绍,第一是京剧评论家,第二是体育运动评论家,第三是物理学家,第四才是历史学家。年近八十高龄的杨先生竟像小孩子那样真诚坦率、毫不掩饰地把谦逊和自负融为一体,集于一身,这又一次让我感到大出意料,惊诧莫名。
以上琐屑的回忆,未必能给先师们的形象增添光辉,也无助于揭示先师们学术成就的奥秘。但正是这些鸡毛蒜皮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几位文史大师的鲜活纯真的个性。我怀念、也向往这样的个性,尤其是近年来看多了伪大师们“做大师状”的表演,更感到即使几位先师当年的可笑之处也属于另一层次,为装腔作势的伪大师所不可企及。
几十年前琐事,记忆难免走样,恳请知情的校友指正。
(责任编辑:单位文秘网) )地址:https://www.kgf8887.com/show-142-91394-1.html
下一篇:书本上的概念错了怎么办?
版权声明:
本站由单位文秘网原创策划制作,欢迎订阅或转载,但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单位文秘网独家运营 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