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8-07 08:14:58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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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2013年对江苏省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民工留城定居意愿的决定因素,重点考察社会保障中医疗保险对其留城定居意愿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新农合由于异地报销困难等原因对农业转移人口留居城市的意愿有负向影响,城居保、城职保对农业转移人口留居城市有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特征与流动性特点,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等原因,农业转移人口的医疗保险以参加新农合为主。
关键词:农民工;留城定居;医疗保险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3-0792-04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6.03.061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Nanjing"s migrant workers in 2013, the probit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the integration was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NCMS)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city habitat protection due to the remote reimbursement difficulties and other reason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cities, city job preserving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cities had a positive impact due to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and liquidity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design and other reasons,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of medical insurance mostly participate in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 urban living integration; medical insurance
随着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农民工同时具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险的参保资格。这种多重参保资格使得农民工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医疗保险,但是农民工参加的医疗保险不同,对其留居城市的意愿可能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新农合”原则上要求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缴费参保、看病报销,这种与户籍绑定在一起的医保政策会对农民工融入城市产生负向影响,促使一部分医疗需求较高的农民工返乡或留在农村;另一方面,参加城镇医疗保险也可能会对农民工留城产生“吸纳效应”,促使更多农村劳动力留在城镇。这两种相反作用力的影响与包括收入在内的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决定着农村劳动力对留城定居的选择[1-3]。
已有大量相关实证研究验证了教育、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成员居住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留城还是返乡的影响因素[4-7];也有一些文献关注了户籍歧视对农业转移人口定居城市的影响[8,9]。但是关于社会保障方面对于农民工留城定居影响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研究将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情况引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依据对2013年江苏省南京市农民工的实地调查问卷,分析影响个体外来劳动力留居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参加不同类型医疗保险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差异。这对加快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引导农民工合理利用医疗资源,揭示中国农村城市的微观基础以至推进城市化进程有一定现实意义。
1 农民工留城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
为考察参加农村和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留城定居意愿的影响,重点分析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与其留居城市意愿的关系。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衡量直接来自问卷中的问题“您未来是否愿意在城市定居?”,一般来说,城市融入度较高的农民工留城定居意愿也较高。关于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可以通过问卷中“您目前拥有的医疗保险有几种(可多选)?”这一问题进行识别。该问题区分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职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
此外,在模型中还引入了其他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①年龄。年龄大小与外来劳动力定居意愿之间可能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一般来说,由于年轻人预期获得的迁移收益量更倾向于迁移;但是年龄较大的转移者中愿意在城市定居的人数也可能较多,因为年龄较大的转移者往往也是在城市待过较长时间的劳动者,一部分不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外来劳动力逐渐返乡,退出了转移者的行列。②受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获得报酬较高的工作,也具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同样,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使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更容易适应城市生活规范,从而其城市融入程度也就越高。③性别和婚姻状况。性别和婚姻状况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已婚人口的城市融入必然要考虑到家庭因素,如果配偶和子女的就业、就学等家庭的基本问题在迁入地区无法得到解决,则城市融入程度必然降低。性别对融入程度的影响一方面来自上面提到的传统社会的分工方式和男女劳动力体能上的差别;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男性与女性性格上的不同。④收入水平。收入水平较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谋取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较强,对城市的归属感也会提高,因此收入水平与城市融入程度应呈正相关关系。⑤进城务工年限。进城时间越长的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的社会环境了解越丰富,转换工作类型和地点的次数也会比较多,寻找到更合适和更高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在城市谋取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自然高于初次外出就业者,城市融入度也就越高。⑥与城里人交往密切程度。农村劳动力要真正的转移进入城镇,就对城镇有一种深层适应,要求其内化城镇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心理上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到归宿。心理适应是农业转移人口适应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镇的标志。这种心理的适应直接地反映在他们对城镇的认识是否正确,与城镇人的关系是否融洽等方面。与城镇人的交往是农业转移人口适应城镇的主要途径。
2 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模型:
Y=?茁0+?茁1age+?茁2age2+?茁3edu+?茁4gen+?茁5cityyear+?茁6income+?茁7cityzen+?茁8medi+?茁9Di+?着i
采用“是否愿意定居城市”作为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变量,以直观判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是否愿意定居城市为二分选择变量,选择以效用理论或行为选择理论为依据进行估计的Probit模型来进行分析。令Y*是一个由Y*=?茁0+?茁x+e,[当Y*>0时,Y=1,否则,Y=0]决定的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假定e是独立于x,且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假设第i个劳动力决定是否定居城市,由一种不可直接观测的效用指数Y*(即定居和不定居的效用水平之差)决定的,而效用指数Y*又是由解释变量X决定的。Y=1表示第i个外来劳动力(Y*>0)选择定居,Y=0表示第i个劳动力不选择定居(Y*<0)。根据以上假设,影响外来劳动力留城定居意愿的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可以表示为:
Prob(Y=1|X=x)=Prob(Y*>0|x)=Prob[(e>-(?茁0+?茁x))|x]=1-?椎[-(?茁0+?茁x)]=?椎(?茁0+?茁x)
其中,?椎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
由于二值响应模型的回归系数的经济解释比较困难,因此估计各自变量的边际变化对选择概率的边际影响的偏效应对回归系数的解释更为合理。各自变量的边际效应为:
其中,g(·)为标准正态分布密度函数,为估计参数。
3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3.1 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来源于2013年对江苏省南京市随机抽取的一部分农民工的调查。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的因素,调查包括外来劳动力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健康情况、经济情况、生活情况、个人评价及他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意愿等内容。此次调查共获得了284份问卷,剔除数据不齐全的无效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250份。
3.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因变量Y为是否愿意定居城市,各个自变量的具体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250份有效问卷中,表示愿意在城里定居的外来劳动力为129人,不愿意定居的为121人,有意愿定居的外来劳动力占总人数的51.6%。样本中的外来劳动力男性为182人,占72.8%;绝大多数受访者为已婚,占82%,;受教育程度大多是义务教育;30~40岁的民工最多。在182名男性外来劳动力中,愿意在城市定居的比例为51.1%,小于女性的60.3%;已婚民工愿意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是54.1%,大于未婚民工的51.1%;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民工中愿意在城市定居的人数相对较多,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的愿意定居的比例分别为43.4%、56.8%、60.7%;年龄较大的民工中愿意在城市定居的比例也较高。
样本中只有74人参加过培训,占总人数的29.6%。参加过培训的民工中,有62.2%的人愿意在城市定居,而没参加过培训的民工中只有一半的人愿意在城市定居。民工如果想在城市中定居必需有足够的收入支撑,月收入小于1 500元的民工中愿意在城市定居的人只占47.3%,而月收入在1 500~3 000元的人群中,愿意定居的人数比例上升到58%,但是月收入在3 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愿意定居的比例并没有继续升高,只有50.8%。参加城职保的农民工中,愿意定居的比例为57.9%,明显高于参加城居保(48.7%)和新农合民工的比例(32.2%)。经常和偶尔与城里人来往的农民工,其定居意愿远远高于从不和城里人来往的农民工。进城时间在十年以上的农民工愿意定居的比例为最高66.0%。
农民工参加新农合的比例为59.6%,参加城职保和城居保的比例分别为32%,8.4%,可见农民工的医疗保险还是以参加新农合为主。在调研中可以总结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就业特征和流动性方面,由于农村转移劳动力频繁流动于城镇和农村,非正规就业较多,就业流动性大,许多人在务工的城镇地区并没有与其雇主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难以获得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设计方面,为了防止逆向选择,一些地区实行以家庭为单位参保的方式,即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必须全部参保,否则不予办理,这种家庭捆绑式的参保方式意味着除举家迁移外,家庭中如果有人外出打工,为了家中其他成员参保,外出打工人员也要选择参加户籍所在地的新农合。在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工中,表示愿意留城的比例为34.9%,而参加城职保与城居保的农民工愿意留城定居的比例高达76.23%
4 实证结果分析
表2是模型的主要实证结果,模型回归结果总体效果较好,似然比值为78.12,且在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可观测变量的条件下,参加新农合对农民工留城定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与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工相比,参加城市医疗保险(城职保与城居保)提高了农民工的留城定居意愿,相当于在现有平均水平上提高了5.88%,体现了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返乡流动的“拉回效应”以及城市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定居的“吸纳效应”。
此外,从表2还可以看出其他因素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影响。
1)年龄因素对融入城市的作用与理论分析一致。年龄与年龄的平方对其定居城市的作用分别为正、负,即年轻的劳动力选择定居的概率较大,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难以像年轻时那样透支身体,也越来越难以承受过高劳动强度、心理负担。因此,留城定居的意愿也逐渐减弱。男性劳动力相对于女性劳动力更倾向于不选择定居城市,这与男性劳动力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有关,他们承担着家庭的主要经济压力。
2)农民工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如文化程度与是否定居城市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而是否掌握技术、是否当过干部与外来劳动力的定居意愿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定居城市,而掌握技术与当过干部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不定居城市,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掌握技术的外来劳动力返回家乡发展的竞争力没有城市激烈,发展空间更广阔,而当过干部的外来劳动力因为家乡有更多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更愿意选择返乡发展。但是只有文化程度对留城意愿的作用在1%的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3)社会资本方面,进城时间、与城里人交往密切程度对外来劳动力定居城市意愿产生正的影响,并且分别在1%与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这说明城市生活时间越长,对城市社会生活的融入度越高,更容易适应与接受城市生活。边际概率表明,城市生活时间每增加一年,定居概率增加9.74%;而与城里人交往越不密切,选择定居的可能性越低。是否受到城里人的歧视这一变量对外来工定居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其与是否定居城市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即受到的歧视越多,城市融入程度越低。
5 小结
本研究根据2013年对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个体外来劳动力留居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重点考察社会保障中医疗保险对留城定居意愿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新农合由于异地报销困难等原因对农业转移人口留居城市的意愿有负向影响,城居保、城职保对农业转移人口留居城市有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特征与流动性特点,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等原因,农业转移人口的医疗保险以参加新农合为主。
研究结果验证了教育、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工资收入、城市生活融入度等对农业转移人口留城定居意愿的影响。其中关于城乡二元医疗保险结构对农业转移人口返乡意愿的影响,有助于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生活和就医条件,促使其自由流动。研究结论对于从完善社会保障方面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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