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10-08 08:17:09 点击: 次
电影《人到中年》1982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围绕这部影片的摄制,先后出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曲折。现在看来,这些曲折又是特定环境下必然发生的现象。
反“左”,最先表现出勇气
谌容是位优秀的作家,她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沉的笔调,创作了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小说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那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尚未完全落实,人们对小说涉及的一些问题褒贬不一,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980年4月,北京市作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我在代表驻地遇到了谌容。与她寒暄时,得知北影和上影都因为《人到中年》“调子太灰”而不敢投入拍摄。我忙问:“把小说给长影怎么样?”她说她很欣赏腾文骥,希望由西安厂来拍。但是西影领导当时尚未表态。我说:“如果长影领导表态了,能不能给长影?”她迟疑了一下说:“我还是喜欢腾文骥。”我灵机一动:“如果你答应把拍摄权给长影,可以请腾文骥到长影去拍这部影片。”她说:“腾文骥说西影领导这几天就研究。”我说,不管哪个厂把它搬上银幕,都是好事,因为这部小说很好,只要搬上银幕就是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回到饭店,我立即向当时正在北京出差的长影总编室主任请示,可否向谌容组稿(《人到中年》)。他很坚决地说不行,“这个小说调子那么灰,有人发表文章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你抓它不是找枪口撞吗?”我不相信这部小说是反党作品,认为恰恰是它超前地提出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而它反映的主题和塑造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当晚,导演孙羽从长春给我打来电话.催问剧本《绿色钱包》的创作进展,我趁机问他:“是否喜欢小说《人到中年》?要是喜欢的话,立刻跑步到苏云厂长那里去,问咱们厂领导的态度,明天早上八点我等你的电报!”第二天早上八点整,电报如期而至,全文如下:“长影同意将小说《人到中年》拍成电影,只望将结尾搞得再昂扬一些。”落款是厂长苏云。我立即拨通了谌容的电话,将电报的内容一字一句念给她听。她吃了一惊,说:“你们厂的反应也太快了。”我骄傲地说:“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嘛,党的传统作风就是雷厉风行啊。”她说她已经给腾文骥打电话催问西影的态度了,让我再等一个星期。放下这个电话不到一个小时,总编室副主任就给我打来长途,说苏云要我立即返回长春。
到厂后苏云一见我就问:“剧本带回来没有?”我乐了:“这个事还啷当着呢!作者让我们再等一个星期,西影不要了才能给咱们。”苏云着急地说:“你赶快给她发一个电报,把我们厂的坚决态度再表明一下。”我立即在他的办公室起草了一个电报稿:“我厂决定将《人到中年》搬上银幕,并将用最强的创作力量精心摄制,望将小说交长影拍摄。”苏云看过后将底稿在各位副厂长中间传阅,各位领导都说没问题,一致同意电报的内容。于是,苏云落笔签字,电报立即发出。一周后,我们收到谌容写来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长影的热情与作风使我深受感动,拙作蒙贵厂厚爱,《人到中年》我不给贵厂又能给谁呢?《人到中年》的摄制权终于花落长影,这让我们欣喜若狂!九月末,谌容到长春参加笔会。我和孙羽去见她。作为责任编辑和导演,我们向她谈了改编的一些建议和要求。她表示将尽快把剧本改出来,同时表示这个剧本不希望别人插手,而且她也只写一稿,绝不修改。我们当即答应了她的要求。
谌容改编的剧本《人到中年》寄来,竟长达15万字,基本上是小说的缩写,厂务会议在讨论剧本时,各位厂领导异口同声地表示无法拍摄。怎么办?我跟孙羽商量了一下,向各位领导表示:如果厂里认可这个题材,认可孙羽和我的创作实力,请厂里通过这个小说,至于剧本问题由我们来解决。苏云和时任剧本厂长的纪叶当即表示同意。长影的历史上第一次不是通过剧本而是通过小说投入拍摄!
压力,以“缓拍”策略顶住
剧本修改完成了,厂里也通过了,谁也没想到,有的角色的演员却找不着了。陆文婷的角色太有诱惑力了,前后有多名演员前来试镜头:有刚刚演完《天云山传奇》正走红的冯晴岚,有很有名气的实力派演员郑振瑶。但因为不言自明的原因,她们抱着希望而来,又都带着遗憾而去。傅家杰的演员定下了达式常,他早早就来到了剧组,为了演这个角色,他辞掉了其他剧组的邀请,但是独脚戏无法开拍。季节不等人,孙羽决定把剧组拉到北京去,先行开拍《绿色钱包》,然后继续找演员。
出人意外的是,长影准备投拍《人到中年》的消息竟然震动了相关的部门和领导。吉林省当时主管文教的书记把厂领导叫去问:“听说你们厂打算拍第二部《苦恋》?”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更直接发来指示:要拍《人到中年》可以,但是必须进行三个方面的重大修改:一是未来的影片里不要提房子问题,二是不要表现某某人出同的问题,三是不要里边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这个人物。然而如果按这三条意见修改剧本,那还叫《人到中年》吗?我和孙羽坚决反对按这三条去修改。正在这时,中央发来了30号文件,其核心是在艺术作品中不宜正面表现“文化大革命”。于是,一股强大的压力自上而下,逼迫长影《人到中年》剧组下马。还没开拍,何言“下马”?但是,风向确实不利于这个戏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电影人都知道,《苦恋》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被中央点了名的。把《人到中年》上升到与《苦恋》相同的高度,这就非同小可了。厂务会议于是决定《人到中年》“缓拍”。为了防止作者误解,苏云和纪叶亲自去北京向谌容解释了“缓拍”的原因,堪容当时也表示理解。
穷追,靠执着赢得摄制权
很快,情况便发生了变化。谌容把《人到中年》的剧本稿费退了回来,而且听说她把小说又给了别的厂。一天苏云把我叫去,让我带上稿费到北京去找谌容,把小说再“抢回来”。我说,作为责任编辑,我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拍摄权不是我丢的。苏云说:“你的任务没有完,捡回来才算完。”
飞到北京,我从机场直奔谌容家。接待我的是两个孩子,但哥俩就是不说他们的母亲去了哪里。天已经黑了,我只好先去东方饭店住下再说。我真有点心灰意冷,看来,谌容是找不到了,先向在北京的朋友们打电话问好吧。于是我拨通了浩然的电话。浩然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找谌容,还未找着。他笑道:“她现在广州,住在广州东方饭店8楼802号间”。我很惊喜,问他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他说,昨天花城出版社的总编在北京请几个作家吃饭,约他们到广州写东西。他在,谌容也在,饭桌上就分好了房间。他是因为北京有事,暂时没去。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立即拨通了广州方面的电话。谌容问我找她干什么。我说我把《人到中年》的稿费带来北京了,我们厂还要拍摄。她说:“这个戏已经跟你们厂没关系了。”我一听急了,便对她说明,我们厂为了
筹备这个戏,已经花了13万元,达式常一直在等着,都等了快一年了。她很不高兴地问:“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是让我赔你们厂13万?”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主要是为了不造成浪费,再说我们厂有决心、有能力把它拍好。她说:“你们已经不拍了呀。”我说:“我们没有停拍,而是缓拍。”我费尽口舌央求了半个小时,她也没有回心转意。打完电话,我仍不死心,决定去发一个亲笔传真。于是,饭也没吃便赶到西单的电报大楼。我趴在桌子上草写了几乎三页纸,把长影要开拍《人到中年》的理由详细写了上去,请求她无论如何要把小说拍摄权再给长影。发完传真想起了老朋友马精武,于是又拨通了他的电话。他问我到北京干什么来了,我说来向谌容要《人到中年》。马精武说:“《人到中年》在我们电影学院青年厂,怎么你们厂要拍呀?”我叙述了这个本子组稿的过程,说:“我们已经筹备了一年多了,现在突然飞了。”他说:“听说我们学院党委对这个小说‘不感冒’,认为它调子太灰。”我一听高兴了:“是吗?那我怎么找你们学校党委领导?”他说:“明天我们学校在民族文化宫有个活动,你来吧,我们张书记肯定去,到时候你就找他。”当天晚上12点,我打长途电话向苏云作了汇报,他命令我立即飞广州,跟谌容当面谈,以显示我们对作者的尊重。我说明不必去广州,待探明电影学院对剧本的态度之后,再决定下一步如何走。苏云同意了我的想法,叫我一有进展立即打电话向他汇报,一定要快。第二天七点钟我便到了民族文化宫门门等候。八点多马精武来了,他指给我他们的张书记。我立刻上前向这位书记同志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了目的。他说:“这个剧本我们党委研究了,认为它调子太灰,不适合拍摄。”我立即放下心来:只要电影学院不拍,《人到中年》的拍摄权还是长影的。可是剧本怎么到了电影学院呢?张书记说:“是荒煤同志给我们的呀。”我把情况汇报后,苏云让我立刻去找陈荒煤。我说我现在得上电影局,理由是电影局还没有否定我们厂报的《人到中年》题材规划,得让电影局说话。
征得苏云同意后,我踅转身便到了东四礼士胡同,找到电影局局长丁峤。他一听说我的来意,便说:“哎呀,这个事情与电影局无关。”我说:“怎么能说无关呢?拍《人到中年》是长影报上来的题材,电影局也没有下文说不让长影拍,到时候出来两个《人到中年》,可不能怪我们厂。”他说:“可千万别这样。前年出来两个《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我们电影局做了一年检讨还没完呢,千万别再来一次,否则我们就没法向荒煤同志交待啦。”我知道怎么说他也不管,便灵机一动,说:“长影党委为了《人到中年》的事做了三点决议。”他问:“哪三点呀?”我说:“第一,只要电影局没有下文让长影停拍《人到中年》,我们厂就照拍不误;第二,长影为筹备《人到中年》已经花了13万,如果电影局不让长影拍,那么电影局赔偿我们厂13万,电影局如果不管而让青年厂拍了,青年厂赔。”他说:“哎呀,电影局是个穷局,哪有钱赔你们呐?电影学院教学经费也很紧张,也不能拿出钱来赔呀。”我说:“这我不管,总不能让我们厂赔吧?第三,希望电影局㈩面协调长影与作者谌容的关系。”他说:“哎呀,这个不好办。作者不给你们本子,我们可管不着。”我问:“谁能管?”他说:“这个你们问荒煤同志吧。是他把剧本推荐给电影学院的。”两个人都向我证实了《人到中年》这个剧本拍摄权脱离长影与陈荒煤有关。
回到东方饭店,我拨长途电话向苏云汇报,检讨了自己以党委的名义做了“三点决议”及与丁峤谈话的情况,请他批评。苏云说:“你这三点决议做得好,我批评你干什么呀?”他指示我立即去找陈荒煤,务必把《人到中年》从电影学院手里抢回来。我想了想,说:“荒煤家我就不去了,打个电话就行。”因为丁峤肯定已经向他汇报了,我去与不去效果是一样的,不如打电话询问结果,晚上我再向他汇报。当天晚上,我拨通了荒煤家的电话,说明了我的身份。他说:“噢,是你呀。丁峤跟我说了。现在是谌容不给你们厂,跟我们没有关系呀。”我一听,忙说:“荒煤同志,我已经知道是你把《人到中年》给电影学院的。你是电影界的老领导了,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这样对待长影啊。”他说:“你们不拍了作者才把稿费退还给你们的呀。”我说:“我们厂从来也没有说不拍,我们只是‘缓拍’,好好学习一下30号文件再说。我们认为《人到中年》与文件的精神不违背,所以决定还要投拍,作者把稿费退回来可能是出于误会,我又把稿费给她带来了。”他听后很长时间没有吱声,最后他说:“过两天不是要开全同电影创作会议吗?苏云同志来不来?”我说他肯定来。荒煤说:“他来了之后我跟他协调一下。”
二天后,苏云到达北京;五天后,《人到中年》的拍摄权重归长影。
尾巴,留下了深深遗憾
很快,电影《人到中年》在北京开拍。担任摄制任务的,是刚刚获得文化优秀影片奖的《绿色钱包》剧组的原班人马。
这部影片尚未拍完,丁峤便催促长影—定要把它作为1982年的影片任务来完成。摄制组赶在12月底之前完成了全部工作,双片送审。送审的导演还没有回厂,电影局便向长影发来了贺喜电报,高度评价电影《人到中年》是一部优秀影片,并责令长影一定要带着这部影片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同电影创作会议。在这次创作会议上,长影带去的是送审通过的没有加“光明尾巴”的标准拷贝。《人到中年》在锦江宾馆的礼堂里放映完毕,全场竟然长达两分钟之久鸦雀无声,继而便是暴风雨般的掌声。影协向参加创作会议的各厂代表团散发的1982年“金鸡奖”摸底问卷上,各厂代表几乎一致填上《人到中年》的名字。影片放完的第二天,陈荒煤找孙羽谈话,说:“这部影片现在的结尾不行,必须补上陆文婷病愈出院的结尾。”孙羽说:贴尾巴干啥,现在这么着不是挺好吗?这是艺术,留下空白不是更好?荒煤说:“你们想不想得奖?要想得奖就必须补拍结尾。”孙羽说:“现在哪有景啊,都大冬天了。”荒煤说:“在棚里搭景嘛。”谈完之后,孙羽找到我,说荒煤让他立即飞回长春,补镜头。幸亏当初剧组拍了两个结尾,以备审查时的不测。两个结尾都拍了,加哪个?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加小轿车接陆文婷病愈出院的那个。到时候肯定挨骂,但是骂也不是骂咱们,因为没有“尾巴”的片子大家都看到了,加上“尾巴”谁都会明白是咱们遇到了压力。当天孙羽飞回长春,第三天又飞了回来。会议全体代表第二遍看修改后的《人到中年》,对这个“光明的尾巴”,许多代表深感遗憾,认为大大削弱了影片的艺术震撼力。有人开玩笑说:“接陆文婷出院的轿车是谁的呀?是陈荒煤的吧?”
电影《人到中年》不负众望,放映后广大观众反响非常热烈。影片获得了1982年度中国电影家协会“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潘虹成为当年的“金鸡”“百花”双影后。
(作者系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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