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7-30 08:12:22 点击: 次
[摘要]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特殊组成部分,在其近60年的存在时间里,为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它通过引进近代西方学位制度、改进大学学科结构、提高大学学术水平等措施,开创了中国最早的研究生教育,为近代中国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的建立及发展起到了实践性的示范作用。
[关键词]教会大学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贡献
[中圈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0)03—0030—04
[作者简介]岳爱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南京210044);熊小燕,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江苏泰州 225300)
教会大学,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旧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基督教刨设的13所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之江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罗马天主教创设的3所大学(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教会大学多仿照欧美大学的办学模式,其根本的办学宗旨是沿自西方教会学校传播教义、培养传道人才的宗教目的。从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产生,到20世纪50年代高校调整时退出中国历史舞台,教会大学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了近60年。
众所周知,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特殊组成部分,虽然带有文化殖民和为列强政治、经济侵略服务的一面,但它对中国近代化的推动是不可忽视的。在教育领域,它完善了中国的教育体系,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管理方法,建立了一批教育基础设施,引进了许多国际知名的学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化知识的人才,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与此同时,教会大学还开创了中国最早的研究生教育,并为近代中国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鉴于此前有关中国早期学位制度及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大多没有涉及教会大学,故而笔者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视角出发,从另一个角度阐述教会大学的历史性贡献,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引进近代学位制度
近代中国对西方学位制度的认识,并非始于教会大学,早在清末,西方学位制度就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进入国人的视野了,只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学位制度的认识和理解更多地局限于文字层面。教会大学从建立之初,就考虑到了学位问题。只不过教会大学学位制度的发展稍稍滞后于教会大学本身的发展,正如卜舫济后来在回忆圣约翰大学的发展历史时所说的那样,嗣大学程度逐步提高,始议及学生学位问题,这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况且当时许多教会学校虽然自命为大学,却很少甚至于根本没有学生在攻读大学课程。
教会大学开始享有学位授予权的时间相对集中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是通过直接向国外著名学府或政府机构立案注册来获取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教会大学试图借此来提高自己的学术标准及其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威望,另一方面,则是受当时中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影响。金陵大学的遭遇代表了彼时教会大学普遍的无奈:“当本校创始之际,中国教育行政机关尚未有大学授予学位的规定,而私立大学之立案尤无明文可遵。故当时本校董事会议决暂在美国纽约省立案,并由该省政府授予学位。本校毕业生今日所得之外国学位,实系过渡办法,一候中国教育当局规定授予学位办法时。当即遵照办理。”
最早获国外授权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教会大学是北京汇文大学,该校于1890年在纽约创立董事会,并获纽约州政府特许状,开始享有学位授予权。此后,其他教会大学也陆续通过类似方式获取了特许的学位授予权,详见下表;
向西方政府而不是向学校的所在国(中国)政府注册的做法,一方面反映出以西方强大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势力为后盾的教会大学,从思想上没有遵从国际惯例——尊重学校所在国的教育主权,是对中国教育主权的蔑视;另一方面,教会大学通过向资方政府注册、获得程度较高的西方近代化大学认可的做法,客观上促使在华教会大学必须大力提高学术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教会大学向西方政府注册、引进西方大学学位制度的作法,在国人面前预演了学位制度的建设和操作过程,为近代中国发展学位制度做了实践性的示范。这显然比单纯介绍西方各国大学学位制度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使西方学位制度第一次实实在在地贴近了中国人的生活。
向外国政府注册后,教会大学可以向完成学业的学生授予挂钩大学学位,在中国启动了西方学位制度。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在华的教会大学在中国本土授予了最早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如1915年文华大学首次授予硕士学位,1914年震旦大学首次授予了博士学位。授予的学位种类包括文学硕士、理学硕士、法学硕士和医学博士等。与此相对照的是,直到1917年,我国才在自己创办的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创办了第一个实践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组织——研究所,直到1929年,才在自己创办的大学——国立清华大学里创办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院。而中国政府直到1935年才正式颁布第一部《学位授予法》,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学位制度。
二、改进大学学科结构
进入20世纪以后的教会大学,在学科布局与发展方面,都带有明显的西方化痕迹,不少现代新兴学科,都是从教会大学开始进人中国本土大学,为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1.教会大学在医学学科方面的突出贡献
美国学者杰西·格·卢茨曾称女子高等教育和现代医学教育是教会大学对中国社会的两项特殊贡献。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西方传教士医生在中国开启了最早的现代医学教育和医学知识传播机构,其中有些并人到后来的教会大学中,成为中国大学中正规医学教育的肇始。到1913年,国内共有8所男子医学院和3所女子医学院,另外圣约翰大学和东吴大学设有医学系。尽管根据中国博医会(Chines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所规定的标准来评估,这些医学院校的师资设备均未达标,但相比于其他学科来说,医学在向正规化教育方面走在其他各学科的前面。如圣约翰大学在1906年向美国注册后,规定医科学制为5年,毕业后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入学对象须在圣约翰认可的大学或文理学院修业两年以上;1914年圣约翰医科与岭南学堂医科合并后成立圣约翰大学宾夕法尼亚医学院,设有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免疫学和寄生虫学等学科。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于1919年,到1921年时有教师和行政人员146名,其中23名中国人均是在国外接受的教育,由于有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辛亥革命前后,美国的实业家洛克菲勒组织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准备在东方兴办教育事业。于1909、1914、1915年三次派考察团到中国,调查中国的教育情况。最后决定在中国办一所医学院校。同时成立了洛氏基金会的一
个分支——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曾译为“罗氏驻华医社”),并任命顾临(Roger s·Green)为基金会的驻华代表——的强大支持,北京协和医学院被国际联盟认为是一所具有“临床前和临床教学与科研所需要的一切设备”的第一流医学院。在1921~1933年间,协和医学院为其他医科院校的教师提供研究生课程,并为900多名医生、护士和其他技术人员提供研究生和其他课程。除此之外,华西协和大学于1914年增设了医科,1917年增设了牙科,1932年增设了药学系等。
教会大学中的医学教育,在“中华医学总会”的指导下,基本坚持了较高的医学教育标准。表现在:学制——采用5+2模式,即医学教育学制时间为5年,但入学对象为在文理学院接受过2年教育的学生;课程标准——基本按照美国医学院的A级标准;培养对象——医学博士。由于坚持了这样的标准,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生均培养成本很高。北京协和医学院自成立到1936年,只有166人获得了博士学位;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在其存在的55年中,共培养了466名毕业生;华西协和大学的医牙学院到1950年时也仅有毕业生579人。可以说,教会大学开启了一条比中国官办医学教育标准更高的现代医学教育发展之路,对促进中国现代医学科学与医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2.新兴学科教育体系的引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教会学校的优势主要集中在语言、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到了中国公私立大学开始向规范化方向发展之时,教会大学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已不甚明显。到了30年代前后,随着教会大学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工作的完成,教会大学需要与中国国内建立的各类大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的时候,教会大学必须有其不同于国内其他大学的特殊之处,才能继续得到中国社会的承认。引进在西方国家中新出现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现代职业教育,成为这一时期教会大学对中国大学发展的新贡献,如燕京大学的新闻学、家政学、畜牧学,齐鲁大学创办了经济系,开设会计学、工商管理学,华中大学的图书馆学,辅仁大学的人类学,东吴法科、圣约翰商科等。
这一时期的教会大学,在新兴学科引进后,根据中国的科学基础,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些改造工作,以使新引进的学科能够较好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促进新兴学科在中国大学中的发展与普及。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于1922年设立时,以为美国在中国设立的社会团体及社会福利设施培养专业服务人才为主。到1925年,社会学系改称为“社会服务系”,增加了社会理论研究及社会调查的课程。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会学系提出在培养高等社会服务专门人才的同时,成立速成社会服务科,为社会服务机关工作的在职人员提供培训。在社会学系的研究方法训练方面,特别注重社会调查,使学生明白中国现时的社会情况,掌握搜集科学材料的方法。强调以结合本国实际为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社会学系成为燕大一支最活跃的力量。
当然,教会大学在开始实施现代自然科学教育时,条件往往也不能尽如人意,很多大学在开始正规的大学教育时,“通常只有一个传教士任自然科教师”。但不久这种状况就逐渐得到改变,如东吴大学1904年开设大学课程时,理科教师只有1人,到1907年和1913年各有一位理科教师加盟,并于此时建立起中国最先进、最完善的生物实验室,奠定了东吴大学生物系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东吴大学生物系的校友在国内若干大学的生物学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20年时,在国内大学中担任生物系主任或副主任的东吴大学校友就有11人。到教会大学发展的后期,“中国基督教大学的高等教育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在于它们很早就一直强调自然科学……这些科学学科一开始往往很简单……但随后就能在规模和专业水平上稳步发展。到1949年,它们已拥有能和西方那些规范的学校相媲美的学科和设施。并且在受到世界科学和出版界所承认的中国科学家群体中占有领导地位”。
三、提高学术水平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总结说:“近年来中国教会学校中渐渐造成一种开明、自由的学风,这要归功于燕大的领袖之功。”实际上,在燕京大学之前,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等一批早期的教会大学,已在培养高水平学生、开展高水平研究方面,都做出了一些突出的贡献。
1.教会大学的研究生培养
1913年,圣约翰大学首先开设了大学院,开启了中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开端;震旦大学于1914年即有关于博士的相关记载;东吴大学于1917年毕业8名硕士,其中文学硕士2名,理学硕士6名(包括被授予的2名化学硕士学位,被认为是“迄今为止能够确定的全中国最早的化学硕士”),1919年授予的第一个生物学硕士学位,“也是全国第一个生物学硕士”。齐鲁大学于1917年招收研究生2名;沪江大学于1917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尽管我们还不能够确定这些学位就是中国大学最早授予的学位,但教会大学授予了中国最早的硕士学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学中,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学位授予体系,北京大学虽设立了国内最早的研究院,但其毕业生并没有被授予学估的记录。到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1935年颁布《学位授予法》以后,研究生培养在国内公私立大学中才真正被列上日程,若干大学有了授予硕士学位的权利后,研究生培养在国内大学中开始呈正规化发展,但从数量上说,教会大学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仍具有一定优势。如燕京大学在创立时就设有研究院,到抗战前,各研究所、系共毕业研究生218人,而国立清华大学到1948年年底共培养研究生138人。
另外,《学位授予法》尽管明确了国内大学可以授予的最高学位为博士,但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国内大学实际上授予的最高学位只是硕士。通过与国外大学协商合作,部分教会大学代授了少量国外大学以“博士”命名的职业学位,如医学博士(MD)、牙医学博士(DDS,DMD)等。如华西协和大学的毕业生成绩经该校复核后,可获得该校的文、理学士和医学、牙医学博士,并在国外享有与该校毕业生同等的待遇。后经协商,达成新的协议,即自1934年后,纽约州立大学不再复核华西协和大学毕业生成绩,而在华西协和大学授予教育部认可的毕业证书的同时,代授纽约州立大学的相应学位,其中就包括向牙医学院毕业生授予医学博士、牙医学博士等。应该说,这些医学博士、牙医学博士与教育部在《学位分级细则》中规定的医学学科博士学位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教育部规定的医学学科的博士学位,应取得与其他学科一样的哲学博士学位,而华西协和大学代纽约州立大学授予的医学博士和牙医学博士,只是美国学位制度中存在的一级职业学位(First Profes—sional Degree),而不是哲学博士学位。因此,华西协和大学的这种做法,并没有改变中国大学授予的最高学位是硕士的现
状,但对提高中国医生的执业水平仍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2.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
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提高办学质量的同时,借鉴西方现代大学的经验,鼓励校内开展高深的学术研究,提高教会大学的声誉。燕京大学十分注意中西文化的融合。校长司徒雷登曾说燕京的目的便是在于将中西学识融汇于一炉,个采其长,以求多获益处。1923年,燕大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成立了“合作基金委员会”,陆续聘请一些美国教授和记者到校任教,把西方先进的新闻理念和新闻业务方法系统地介绍进中国,并不断与密苏里大学交换教授和学识,以求一种更为长久的合作。同年,“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成立,利用西方的科学方法以及仪器设备为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便利,并帮助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哈佛——燕京学社则以“用西方研究外国文明的仪器设备和技术,去帮助中国人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帮助美国学习中国的文化,以及在他们的同胞中传播”为目的,在北平延揽了一批著名的学者,进行历史典籍和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使燕京大学在史料的挖掘与整理的工作上成绩显著。
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和内迁成都的燕大、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知名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其简章规定:“本社联络国内外学者,以客观的批判精神,检讨东西文化之价值,并直接交换思想,共同努力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建设为宗旨。”学社的参加者均为五所大学在国际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威望、对国际学术合作深感兴趣的学者。
教会大学还通过资助学生出国留学,鼓励教师出国进修和考察,接受外国教会提供的图书仪器设备,以及聘请外国专家学者来华任教等形式,广泛进行中西文化的交流。燕京大学在1949年以前,由燕京——哈佛学社资助派往美国哈佛大学学习的便有齐思和、翁独健、郑德坤、周一良、陈观胜、王伊同等多人,他们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回国后在燕大等教会学校任教,成为名重一时的学者,他们虽仍研习国学,但因治学方法的不同,使中国文化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同时,教会大学也接受美国的青年学者来华进行研究。研究的范围很广,文、史、哲、政治制度、考古等无不涉及,他们回国后大都从事与东方文化艺术研究有关的工作,一些人还成为东方学方面的专家。此外,教会大学还聘请世界著名学者到校任教或短期讲学。华中大学还通过美国圣公会、英国伦敦会、美国复初会、美国循道公会、美国雅礼协会,聘请了来自美英等国的一批学者到校任教。华西协和大学文化研究所先后接纳德国学者傅吾康、瑞典学者马悦然和西门华等前来进修和合作研究,他们回国后都成了著名的汉学家。湘雅医学院亦派毕业生到美英等国各大学校进修访问。如张孝骞、汤飞凡、汤汉志、李振翩等都在海外学习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一方面学习外国先进的医学技术,另一方面也传播了中国的传统医学,从而加强了中西文化交流。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使中西方的思想、文化、技术相得益彰,在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历程上做出了不斐的贡献。正如金陵大学的芳威廉博士所说:“中国教会大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增进国家之间相互了解与友谊。通过学校提供的语言、知识、价值和外国教职员,引进了西方好的东西。同时,也通过他们,中国的知识被翻译和示范而介绍到西方。他们担任精神和文化的使节,协助向东方解释西方,向西方解释东方,
虽然受到帝国主义的牵连和外洋性格的妨碍,作为中西文化的介绍者,他们参与了中国文化、社会和政府的伟大革命。”
由此可见,教会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诚如著名学者王立新所言:“教会学校作为封建旧学的对立物,以自身的先进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教育制度形成强力的冲击,并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改革中发挥‘示范’作用。”虽然也存在诸多不足,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不足,学习经验,以更好地开展当今的研究生教育。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责任编辑:刘新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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