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9-02 09:07:29 点击: 次
物理学家、哲学家、“两栖院士”、“反伪斗士”……不同的称呼,所言的对象是同一位老人。
物理学家?有人说他是氢弹理论的开创者之一,曾在“最小”和“极大”间找寻联系和统一;也有人说他是个“伪院士”,是“不务正业、滥竽充数的物理学家”。
哲学家?他的文章曾早于“真理标准”讨论18年,他的文章曾成为民政部通告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的先声;他曾向许多部门、许多领域“叫板”过,有人说他爱“惹是生非”、爱“多管闲事”。
种种称呼、种种争议包围着这位两鬓斑白、满头银发的老者。何祚庥精神矍铄,目光睿智、思维敏捷,语言极富个性。说到兴起,这位“麻辣学者”不时仰天长笑。
红色学子胸怀科学报国
何祚庥从小就想当发明家。“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就是我母亲陪着我们念书。”何祚庥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在小学一天都没有念的情况下,考上了当时上海著名的南洋模范中学,母亲拿着录取通知单潸然泪下。
1945年,18岁的何祚庥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当时,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席卷黄浦江两岸。何祚庥猛然醒悟:在当时的中国,要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那么,究竟如何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呢?在周围同学的影响下,何祚庥参加了当时上海交大的地下学习小组,从秘密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读物中汲取真理。
两年后,何祚庥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这里,何祚庥有幸聆听了物理学大师周培源、彭桓武的教诲,为何祚庥以后在理论物理学领域作出卓著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清华大学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使何祚庥如鱼得水。“我刚去成绩很好,就是说刚到清华之后第一个月,那时候周培源教我们理论力学,第一次月考我就考了100分,他就非常看中我,这个学生不错,而且我这个100分还不是说1个小时把这个题目做出来,我半个小时就把这3条题目考完了,就做完卷了,所以他对我的印象很深。后来再一考,成绩就下降了,‘60分主义’就是他说的。他说,有一些学生过去成绩很好,后来突然之间就变成了‘60分主义’了,我就知道他准是参加了进步活动了。”
大学毕业后,何祚庥被分到了中宣部,先后在中宣部理论宣传处、科学卫生处、科学处工作。工作虽多,但何祚庥以自己的精明干练处理得井井有条。他曾找过100多位前辈科学家谈话,了解他们的想法,反映给有关领导。当时中宣部科学处集中了一批学过不同自然科学专业的青年,于是便自然地研讨起自然辩证法的各种问题来,这是何祚庥涉足哲学问题的开始。其中有些人如龚育之、罗劲柏等后来成为何祚庥在哲学战线上共同战斗的战友。
1955年,党中央决定研制原子弹,并成立二机部(即核工业部)。钱三强教授受命组建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调集了全国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参加这一高度保密的尖端国防工程。这时,钱三强想到了在清华大学的弟子何祚庥,他亲自去找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以调何祚庥。1956年底,何祚庥来到原子能研究所,开始了他在核物理领域中的探索。
何祚庥在这个科研集体中既勤奋工作,又学到了进行科研的思想方法和许多新东西,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粒子理论的文章。
1959年,何祚庥受国家指派,到苏联参加粒子物理研究。1960年,原子弹研究有了眉目后,我国核工业部的决策者们又决定由原子能研究所组织力量,开展氢弹理论的研究。钱三强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作法,先后任命卓有建树的黄祖洽(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的主要设计者)和于敏(后来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担任氢核理论组的正副组长。钱三强还将在苏联核子研究所参加粒子物理研究的何祚庥召回,参与以“乙项任务”为代号的氢弹理论研究。
“不屈不挠”的伪科学“克星”
何祚庥曾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创者之一,这或许有不少人知晓。鲜为人知的是,他早在50多年前即开始运用数学分析方法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研究,所发表的《论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践标准》一文是影响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科学论文。
20世纪60年代初,何祚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实验、抽象和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等5篇文章,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有关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意义最深远的是1962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何祚庥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实践与真理的相互关系,阐明了实践的重要性。
《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比1978年《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早16年。虽然它主要从自然科学角度立论,但却在我国思想战线上放射着启蒙的光辉。
“我的名字是祖父起的,是什么意思我起初也不知道。后来,胡乔木查字典后告诉我,这个‘祚’是皇帝的帝祚,帝祚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庥’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姓何的永远平安嘛。这大概是祖父对他的孙子的期望吧,希望我一生平安。他没有想到中国的大变化,其实我们这一生并不太平安。”说起自己的名字,何祚庥娓娓道来。
上世纪80年代,伪科学在我国盛行起来,这引起了何祚庥的重视。何祚庥说妻子庆承瑞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也是事业伙伴,在反伪科学斗争中还是战友。何祚庥说:“有人说我反对伪科学是管闲事,其实这闲事不闲。当伪科学沉渣泛起,危及政府和人民的时候,作为党员,作为科学院院士,我应当站出来,像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完全是分内的事。”
采访中,何祚庥传授了简便易行的识别伪科学“诀窍”——伪科学有两大特征:一是吹得神乎其神,吹得越玄乎越有可能是个大骗局;二是骗钱敛财,手段多种多样,收取会员费、推销书籍和其他商品等等,总之离不开“钱”。 问到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何祚庥回答:“我还是赞成把科学工作和经济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就是说科学家应该从他对社会的贡献中得到利益,贡献越大,得到的也就越多,拿一些钱来改善生活,改善试验条件。但是科学家不能掉进钱眼里,以赚钱为目标,不择手段,这样的人就不能称之为科学家了。关键在于有了钱之后,不要整天想着怎样消费,钱是用来做事情的,要多考虑怎样利用钱来造福社会。”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何祚庥敢为真理而战的求实品格几乎贯穿在他的全部学术活动中。“科学是没有绝对真理,但科学有相对真理。相对真理与错误还是有原则性的区别,我们所打击的伪科学都是一些科学上的错误,但是伪科学却偏偏要把这些错误吹捧成科学。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有责任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敲锣打鼓。”
“不务正业”的“双栖院士”
还是位“铁杆戏迷”
身边的人都知道何祚庥爱“多管闲事”,曾有人嘲讽他“除了物理不懂,什么都懂”。他给许多人的印象的确好象有些“不务正业”,何祚庥不以为然地说:“什么叫不务正业?我是搞物理的,就不能关注其他方面了吗?如果把‘正业’仅仅理解为某个物理学的专门领域的话,可能说我‘不务正业’;但如果把‘正业’理解为物理加哲学的话,我想我现在是‘很务正业’。只要社会需要,人们需要,我就要管。一个人可以从事各种工作,我对自己的基本定位是为人民服务。服务的方式你可以选择,物理学、打假、哲学都可以,共同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这5个大字是我们在年轻时就受到的前辈教育。”说着说着,何祚庥拿出一份刊有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话的《人民日报》,指着他用红笔所勾出的一段文字“要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说:“这是总书记说的,我所做的就是‘渗透’工作,这是‘闲事’、是‘不务正业’吗?”
其实,何祚庥并没有离开物理学研究,近年他就同中国科技大学陈应天教授合作发明了太阳能发电机。“这是一种新型的光发电机。一般的光电池,太阳照上去产生的电还是1.2瓦,我们发明的这种光电池产生的电是4.8瓦。这个绝对是世界领先的。这个发明很重要是一个理论观念,怎样把光折叠到光电池上,让光强增加四五倍。”
实际上,何祚庥还是一位“铁杆戏迷”。在“两弹”研究的紧张岁月里,何祚庥和于敏、邓稼先这些“两弹”元勋也没忘记看戏,当时他就自封为“功勋观众”,而且练就了一手等退票的好功夫。“当年,我们住在郊区,没时间提前去买票。等京剧演出票不能在剧场门口等,我们在是电车车站上等,年轻时我还从来没有空手过。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抱着我经常看京剧,看大花脸。当然,现在京剧不景气了,主要是人才出了断层,也受到了当代文化的冲击。这是国粹呀,不能丢失!”有些失望的老人说完后不由一声叹息。
1956年的一天,南方的苏昆剧团在北京公演《十五贯》,因为多年没看昆曲了,何祚庥就买了一张票进了剧场,进去一看,空空荡荡,观众只有十几个人。“这个戏好得不得了,高水平的。这么好的戏只有这么一点人看,太可惜了。”那时候他还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回去就讲“我看了一场好戏,可惜没有什么人看”。因为戏的主题是反对官僚主义,正好跟当时的政治形势很吻合。当时兼任科学处处长的胡绳说,“小何说好,那我们去看看吧。”因为他是中宣部的副秘书长,在他的推动下,找了一群文艺处的、理论宣传处的处长去看。“他们看了以后都说好,这些中宣部的处长就相当于现在的局长了,就跟部长一谈,部里也都去看。中宣部看了说好,就推荐中央领导同志看。”
当年,毛泽东先后看了昆曲《十五贯》两次,赞扬这出戏有现实意义。在探讨《十五贯》成就的座谈会上,周恩来做了近1个小时的发言,其结论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后来,《十五贯》搬上银幕,全国争睹,并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品译成6种外文在国外演出。
老人虽然瘦小,但精神很好,举手投足之间充满着自信,处处表现出一个不凡的科学家与哲学家所具有的品质与作风。“我的生活很丰富,有许多老朋友,隔三岔五聚一聚。晚上我看的电视新闻频道多些,电视剧有一个问题就是期数太长,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守在电视机前。每天早晨和老伴儿去颐和园昆明湖散步,有时打打太极 拳——即使是在北京‘非典’疫情十分严重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间断。”他说,自己能够坚持不懈,在反伪上能一直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另一半”功不可没:“我们志同道合,她当年也参加地下党。我写的稿子都是给她看过的,她有时会提出修改意见。”多年来夫唱妇随,在反“伪科学”上,夫人是坚决的拥趸,几篇反“伪科学”的文章署名都有庆承瑞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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