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2-02-10 08:11:09 点击: 次
摘要:文化儒学包括四个层面,即作为思想内容的文化儒学、作为功能实现的文化儒学、作为存在形态的社会儒学和作为象征图像的文化儒学。文化儒学理应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儒家文化思想的阐释,二是对儒学与文化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三是对儒学文化功能的阐发,四是对儒学文化遗存的阐发,五是对儒学文化图像的探讨。它除了具有助成儒学的结构优化、强化儒学的整合统一、促进儒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之外,还具有完善儒家思想体系、强化儒学的现代定力的作用。文化儒学应当从以下方面去建构:建构儒家文化思想本体、推动儒学与文化的互动和完善儒学文化存在形态。
关键词:文化儒学 当代儒学 思想形态
作者涂可国,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山东 济南 250002)。
作为现代新儒学建构的一个新向度、新形态,“文化儒学”的生发与展开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显示是21世纪产生的文化现象。“文化儒学”作为一种儒学特定形态的概念范式最早由李维武明确提出,在其所发表的《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形成与未来转化》一文中指出,儒学在从先秦至20世纪的发展中依次形成了人生儒学、社会儒学、政治儒学、形上儒学、考据儒学、文化儒学等不同形态,未来儒学的生存形态在于根据儒学的特质和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变化,重建人生儒学,进一步发展文化儒学和形上儒学,做好社会儒学、政治儒学资源的转化。一直以来,笔者由于学问致力的方向兼跨儒学和文化,试图把二者加以打通、联结,加之近十年来在学界张扬社会儒学,而文化正是社会大系统中的有机构成,因此对文化儒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省思。笔者发现,虽然致力于儒学复兴与创新的学者具有强烈的儒学情怀,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开创性成果,但对文化儒学的本质内涵并没有展开充分的学理讨论,对诸如文化儒学的可能性、合法性、内容框架、基本特质、历史演变以及建构文化儒学的方法路径等问题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系统反思。基于此,笔者力图从何为文化儒学、文化儒学为何、文化儒学何为和何以建构文化儒学四个方面对文化儒学的本质、作用、内容和建构方法、路径展开讨论。
一、问题的由来 [见英文版第21页,下同]
当前,一些有识之士涉及的文化儒学问题,概括起来大致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以陈来为代表的“文化儒学”[21]
在《价值儒学:接着新理学的新儒学价值儒学——陈来先生儒学思想述评》的访谈中,陈来指出,当代有三种在场的儒学,即学术儒学、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儒学在这个时代应当优先恢复作为社会文化和生活伦理,这可以叫社会文化的儒学或者生活伦理的儒学;要区分作为哲学的儒学和作为文化的儒教,哲学的儒学是学术儒学,而作为文化的儒教,既包括社会化、制度化、世俗化等存在的整合形态,也包括社会各个方面的一些基本建制和基础文化,如私塾、书院等;他强调,儒学理应是一种价值的儒学,这个价值儒学包括共同体的伦理和个人美德,共同体的伦理主要指社会文化和生活伦理,它根源于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以及要求克服这种分裂的内在要求。在另一处,陈来指出文化观是现代儒学思想的基础,文化观里已经预设了对儒学价值的肯定,文化儒学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通过文化思潮论辩和文化讨论等方式阐述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理念。由此可见,陈来所言说的文化儒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作为社会化、制度化、世俗化的整合形态、基本建制和基础文化;其二是以共同体伦理和个人美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和生活伦理;其三是体现儒家文化、儒家精神,借助于文化论辩和文化讨论等方式阐述出来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理念。
(二)以陈明为代表的“文化儒学”[21]
在《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论文集中,陈明主要讨论了诸如“即用见体”“公民宗教”“言意之辩”“国学院”“丧家狗”“施琅大将军”等议题和话题。周良发、杨阳评述道,与蒋庆、干春松等人致力于儒学的政治化、制度化路向不同,陈明力图从文化视角展开自己的儒学诠释以重构新的儒学体系;他以“即用见体”为立论依据,以“公民宗教”为现实进路,构建儒学新的理论形態——“文化儒学”;陈明之“文化儒学”将国人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与文化重建联系起来,更具开放性和灵活性,极大地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思维路向,但也面临着挺立与完善“文化儒学”的本体形态和宗教进路的现实困境等难题。总体上,陈明“文化儒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大陆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徐治道反对单纯将“文化儒学”作为陈明所倡导的儒学的标识概念,凸显了陈明注重儒家生命关切的一面,而认为“文化儒学”的称谓可能缘自陈明“儒学是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知识”的判断与进路,又或许是基于与蒋庆政治儒学、康晓光策论儒学等相比较区隔的背景和考量,但是“文化儒学”之名似乎还不足以统摄陈明对儒学之理解、阐发的全貌与精要,用“内生儒学”取代“文化儒学”可以反映陈明儒学致思的关键与根本——因为他总是在文化系统与民族生命内在关联和双向生成中把握现实问题的解决与儒学形态的构建。
(三)以李承贵为代表的“人文儒学”[22]
李承贵撰文指出,人文儒学应该成为当今儒学的本体形态,这是因为,儒学虽然是一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但它的核心内容和价值是人文主义,并以人文主义思想为目标;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演进和主体的持续性诠释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丰富和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人文主义,在近世以来的学科分化历程中儒学实现了由百科全书儒学到人文儒学的转变;儒家思想的诠释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最适合儒家思想特质的方法是人文主义方法;儒家思想虽然遭受着被边缘化的命运,但人文儒学的特质却益加凸显,成为儒家思想的主色调,人文儒学可以周全而成功地解释和同应儒学所遭遇的某些挑战。在张弘看来,无论是“人文儒学”还是“后儒学”,都因为理论本身的悖谬而会陷入困境,它们也不足以挽救当今儒学破碎化的趋势,相反,应当把儒学视为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这即是“文化儒学”的宗旨所在;所谓“文化儒学”,意味着在文化与儒学的双向互动的维度上探讨儒学的过去与现在,事实必将证明把儒学当成文化的现象来研究,在当下是最为贴切的,只有系统化的“文化儒学”,才是当今儒学发展的最合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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