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7-18 08:12:40 点击: 次
刘持平属于那种貌不惊人的类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扔在人堆里,一不小心就找不到的人。
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笑容。他笑的时候不多,一旦笑起来,内涵比较丰富,就像著名的《红楼梦》一样,随着看的人的具体情况,会看出许多不同的意味来。
譬如面对犯罪嫌疑人,他有时也会一笑。这种笑就极具杀伤力,一种万事洞明的冷嘲,会随着这种笑,把一股逼人的寒意送进嫌疑人的骨髓。工作中碰到难题时,他常常会在嘴角带上一丝笑意。这时的刘持平看上去就像个成竹在胸的主刀医生,非常细心而且耐心地料理着常人看起来十分麻烦的病灶。而在与三二知已品茗神聊渐入佳境时,他的笑就更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少了一分冷峻多了几点淘气。与刘持平共事的警察都知道,那事儿见刘局长嘴角上有笑意了,差不多就成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警察
在动手写刘持平之时,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疑问是,这刘持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警察?一般出色的警察都有些来历,或者是家族血统遗传,或者是自幼就在这方面有特殊的秉赋,或者是曾经有不同寻常经历从而立志要与罪犯周旋毕生。
刘持平没有这些来历。
可刘持平又很出色。
这位生于1952年腊月的警察,出生时正好是大家忙着送灶君菩萨上天的日子。刘家是常州城里一个寻常人家,无名门望族之余威,无书香门弟之庇荫,菩萨上天,儿子落地,按民间说法也算是菩萨送子,当然是个大喜事,只盼这位后来取名“持平”的儿子将来平平安安,做个普通人而已。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父母原本只盼平平安安的人,却变成了一个手持公正之剑的警察,在生他养他的这块热土上,做出了一番事业。
1969年,初中毕业的刘持平被征入伍。(许多人都以为刘持平的警察经历与他的部队生涯有关系,以为他是在军旅之中学会了当警察,其实不然。知道刘持平在部队上是干什么的吗?炊事员!至今他一高兴,还会很骄傲地说,什么时候烧几个菜你尝尝?)
1973年复员。当时常州公安局要找一位事务长,为局食堂改善一下伙食,以保证同志们有充沛的精力与犯罪份子周旋。刘持平因为有炊事员的背景,所以被常州公安局一眼相中,进了警察队伍。
当时公安局的警察人很少,尤其是刑警侦察线上,没有新人。刘持平到局里没几天,就被刑警侦察的同志看上了。据老侦察员们说,当时看上刘持平,就是觉得这小伙子身上有那么点干侦察员的味。都说当侦察员的人有直觉,这些看上刘持平的侦察员,直觉可真是不错——为常州的百姓物色了一位出色的保护神。
而后的刘持平,从侦察员开始,到刑警队技术员、技术组长、侦察科副科长,然后,直接提拔为公安局副局长。然后,1983年常州市政府为他记大功一次,1983年江苏省公安厅授予三等功,1997年成为常州市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先进工作者,1998年江苏省公安厅再次授予三等功,1999年成为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再然后,加入江苏省公安厅科技专家组,参与公安厅科技建设项目论证,应邀担任中国刑警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公安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刑事技术大全·指纹学》副主编,成为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刘持平从警近三十年,参与了2000余起重、特大案件的痕迹鉴定并指挥侦破疑难案件近百起,凶杀案件(含疑难案件)破案总数超过500起,常州市的重大疑难案件技术难题的最终鉴定,一般都是由他作出。近三十年来,他所作出的鉴定无一错案,并纠正了数起凶杀案的鉴定错误,及时避免了事关人命的冤假错案。
家族血统没有为刘持平准备警察的遗传,本人早年也没有显露出当警察的特别的秉赋,更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经历使他发誓要与罪犯打一辈子的交道,为什么刘持平会把警察当得这么出色?而且,一个初中毕业生,一个在文化准备上明显不足的1969年的初中生(数学水平大概在止于一元一次方程,语文水平大概能读懂报纸),凭什么在刑事侦察领域里做出这么辉煌的成绩,而且,还成了中国两所警察大学的客座教授?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我在研究刘持平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事,就是前面说过的属于他的特征的那个“笑”。他的笑容,无论是面对罪犯、面对难题、还是面对朋友,其中都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包蕴其中。要准确地说出来,好像说不准,是一种自信、幽默、冷嘲等等的混合物,总的感觉是不轻易认输。让他笑起来的事可以不一样,“笑”里蕴藏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这是属于他的一个特点,他人无法复制,也无法改变。
我与他在交谈中谈过这一点。他总是用我十分熟悉的笑容,带着孩子气的那种笑容否认我的话,说自己愿意输给别人。说着,就给我讲了一个输给别人的故事。
那是1977年3月份的事。3月2日,常州市永红公社新华大队地界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由于当时的通讯条件落后,协查死者身份一般都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但这个凶杀案件已经在常州城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政治上压力和社会上舆论对常州公安都很不利,因此,刑警队立即投入全部精力破案。
刘持平当时已当了三年刑警了,自以为有点本事了。可几天忙下来,一点头绪也没有。这个痕迹那个痕迹,这条线索那条线索,最终都无法确认死者身份。干刑事的警察都知道,凶杀案件如不确认死者身份,那是“老虎吃天——没地方咬第一口”。案件侦破陷入了僵局。
这时,侦察科科长蒋玉春叫刘持平去找几个常州城里缝纫业、制鞋业的行家来。
刘持平当时想不通,我们吃这碗饭的人都没有辙,缝纫业、制鞋业的老头子们懂什么?看看死者的衣服、鞋子就知道这人是谁,这不是神仙吗?
可当时是蒋玉春的官比他大,他只好去找了几位缝纫大师傅来。
这些师傅从来没有破过案,进了刑警队还有点拘束。刘持平“心存不满”地在边上看着,他要看着这些对刑事任务一窍不通的老头儿,怎么对死者身份进行鉴定。他想,你们能看出个子丑寅卯来,我这侦察员、技术员还有什么本事?
死者的衣物拿来了。按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放在桌子上:
头戴藏青麦尔登呢解放帽,白布夹里。
上身穿藏青色细条纹呢中式脱壳丝棉棉袄,咖啡色羽纱夹里,内衬白色全线珠罗纱帐子布,外罩蓝色平布中式罩衫。内穿鸡心领米色绒线背心,豆沙色大鸡心领元宝针长袖绒线衣。贴身是白色棉毛衫,上穿灰色节约领(俗称“假领子”)。
下身外穿藏青色麦尔登呢西式长裤,内穿深灰色西式长裤,咖啡色绒球裤,白色绒布裤,细方格短裤。
脚穿黄色黑花尼龙袜,黑色松紧布鞋。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都彷佛变得凝固了。师傅们小声地交流着、认真地辨认着。然后,共同的意见出来了:
1. 这人的外衣外裤应该制作于1966年以前,距今至少有10年以上历史。
2. 外裤的制作年代比外衣略迟一二年,帽子是外裤的余料做的。
3.外衣外裤是这人出门作客时穿的"出客衣",每年穿的时间不长,主要是过年过节、
走亲访友时穿用。
4.制作这套服装的师傅年龄已在60开外,是上海红帮裁缝师傅。
5.死者家境殷实,妻子持家有方,针线活手艺出众。
6.死者不是城市居民,也不是交通闭塞的“死”乡下人。应该是介于城乡之间,不城不乡、又城又乡的中间过渡状态的小集镇地区的农民。根据衣着分析,具体方位在常州北面的小河镇一带。
刘持平不服。
从一套衣着上,一下子分析出死者、死者妻子、裁缝师傅三个人的情况,而且,还有地理位置。乖乖,这些意见如果是对的,那么,福尔摩斯大侦探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是不是也该让位于这些能工巧匠?
刘持平请他们讲一讲这些结论的依据。师傅们就娓娓道来:
立论来自“家境殷实”。理由是——
第一:死者身上的丝棉棉袄的成色与式样,已有10年以上的历史,这是行家都看得出来的。当时丝棉是上等之物,一般人家结婚之时也做不起。就是现在,也还是珍贵之物,要30-40元一斤,相当于一个人一月的工资。这件棉袄光丝棉就用了7两,可见他家境可以。再看他棉袄的夹里和口袋用布。常州人做棉袄,夹里和口袋用布一般是用旧布,譬如旧衣服拆了用用,而他的夹里和口袋用布都是新布。而且,这棉袄是请大裁缝到家里来做的。把大裁缝请到家中,没有经济实力的人家是请不起的。因为常州地区请大裁缝,除了付工钱,还要好酒好菜款待,不然大裁缝就认为你家没有诚意,不认真干活。
第二:这人在棉袄里还穿了两件绒线衣,其中一件是用元宝针编织,耗绒线较多。这样织法的绒线衫,一件用绒线要2斤左右,价值约40元。这又是一个普通人一月的工资,经济条件差的人家是承担不起的。
第三:这套衣服穿了十多年,还有七八成新,说明这人平时有替换衣服,而且衣服有收藏条件,家中橱柜齐全。
综合这三点,在常州市的城市职工平均收入不足30元的情况下,一个农村的人有这么好的穿着,说明他家除吃饭外还薄有结余。
这种结余本身就与妻子有关。这个人的妻子是个会持家的人。常州农村人的收入是靠挣工分来的。年底生产队分红,多的人家有百十块钱收入,少的还要倒欠生产队的。这人的家里应该是有百十块钱进账的。但这种人家,只要手上稍微松一松,也会有窟窿。所以,这人身上的所有针线活应该都是女主人做的。
这家女主人是个细心人,从内衣的针线活和两件绒线衫的针法来看,女红出众,针法功夫老到,尤其是布鞋鞋底的针法,竖成线,斜成行,千针百纳,极为匀称。
这是死者与妻子的情况,十分可信。可怎么就知道这人是常州小河镇的呢?
这也是从棉袄上看出来的。这件棉袄的式样是圆立领中式款式,纽扣明暗结合,除领口一粒布扣为明扣外,其余均为暗扣。这种式样流行于六十年代初期。等到六十年代中期时,城里人已经有点嫌土了,随后这式样就在近郊农村流行。十一二年前,正是这款衣服在农村流行之时,所以可以知道这是个近郊乡下的人。
常州小河镇位于长江南面,是南北交通之水陆码头,一直是经济繁华之地,也是城乡经济、南北经济的交汇点,是常州近郊。城里刚嫌土,近郊先流行,死者衣着正好符合这个地区特征。而且,死者的鞋子鞋底扎纳的图案,是从中心向外围逐渐展开的螺旋型,这是小河地区妇女纳鞋底特有的风格。两者联系起来,可以初步判定这人是小河镇人。
可裁缝又为什么一定在60岁以上呢?
这是在领口上的那一颗纽扣告诉我们的。这件棉袄从上到下一共6粒纽扣,5粒为普通胶木纽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领口的一粒是有些来历的。它的规范名称叫盘香纽扣,整个纽扣像两把对称的琵琶,所以又叫琵琶扣。它是用与衣服相同的或色泽相反的布料制作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先要用手工把布料缝成窄长的布条子,然后用镊子夹着左盘右旋,盘出菊花、月季、如意等花样,最后还要把花朵盘成扣子和花托。这种工艺,建国以后就没有什么裁缝会,手艺基本失传。现在这件衣服的盘香扣做工精致,应该是解放前学艺的裁缝,才会做得到,所以,这裁缝的年龄应该在60岁以上。
根据分析,刑警队侦察员直扑常州小河,找60岁以上的红帮裁缝、找40岁左右针线活好的、会持家的妇女。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2天以后,死者身份查清。3月8日,凶手就擒。4月21日,案犯服法。
刘持平从心底里服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输得服服帖帖”。
从警近三十年,参与了1000多起大案要案的侦破工作,这一粒盘香纽扣一直扣在刘持平心上,扣得他明白了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世界上的事,正如毛主席所说,怕就怕认真二字。作为一个保境安民的刑警侦察员,就是要讲认真。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任何大事,都是从细微末节开始的。
从此迷上了细节
刑事案现场最主要的证据,是指纹。指纹被刑警们称为“物证之首”。能在犯罪现场找到指纹,对于破案工作的帮助真是给走夜路的人弄了一支手电筒。就是在司法界、法律界,指纹作为判别的证据,也是首当其冲的。
我们都知道指纹是每个人特有的、终身无法改变的特征。可它为什么就能言之凿凿地确定就是某个人的呢?
一个秋日的下午,阳光透过玻璃窗暖暖地洒在办公室里,窗外碧空如洗,万里无云,是江南少有的一个深秋朗日。刘持平坐在沙发上,看着手中茶杯里的绿茶,晃了晃,让碧绿的茶叶在杯中曼妙地舞蹈了一下,然后悠悠地对我说,一枚不足方寸的指纹,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
正像从一套衣服上能整理出三个人的情况来一样,一个指纹有时提供给你的信息,足以了解一个人全部情况。自从那次输给老裁缝后,我就横下心来,下功夫在细节上搞明堂。
这些年来,我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在指纹研究上了。
人的指纹仅方寸之大,但上面密布了100至120处细节特征。如果按照起点、终点、分歧、结合4种细节特征、每枚指纹100处特征计算,指纹特征的组列排列为4的100次方。现在世界人口约为50亿,按这个换算,两枚指纹重复的可能将发生在6.05×10的59次方的世纪之后。所以,从理论上讲,现在世界上没有两枚同样的指纹。
因此,只要特征符合,说这个指纹是你的,你就无法抵赖。这个科学计算的结果,为现代皮纹学奠定了基础。1892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出版《指纹》一书,标志着现代皮纹学的诞生,并迅速成为现代刑侦不可缺少的武器。
在刑侦上,现场提取的指纹不可能是完整的、清晰的。为了把这些不完整的、不清晰的指纹还原成证据,比对指纹特征就成了刑警的一门功课。这也是有理论依据的。正像血型血迹检验,并不需要抽全身的血,只一滴就够,指纹检验也只要有完整指纹的1/10到1/8面积就可以了。主要是比对特征。欧美国家的刑侦、司法界认为,只要有12个以上的特征相符,就可认定身份。我国认可的数据是8个以上。这也是有道理的。茫茫人海,你凭什么认识一个人?主要是凭五官。五官五官,不过五个特征,没听说谁认五官认错了人。
有时候,因为情况特殊,受取证条件限制,这8个特征都找不全。那么,正像我们凭眼睛和鼻子两点,也能认出一个人来一样,只要特征明显,也能作为证据。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给你说一个案件。
2001年7月12日,在常州新区江边发生了一起凶杀分尸案。死者是一位40岁左右的女性。被分尸后,装在一个大的纸质包装箱里,扔在路边草丛中。
尸体被发现后,侦察工作正常开展。查勘现场、调查走访、确认死者身份、判断犯罪嫌疑人。这些都是做惯的事,也不多说。最后,事情来了。
最初在现场的纸箱上,提取了几枚指纹,最后认定其中有一枚具有鉴定价值。但这一枚指纹面积很小,而且血迹斑斑,模糊不清,鉴定起来有一定困难。在内部排查基本确定嫌疑人后,侦察员设法提取了嫌疑人的指纹,进行比照。比照结果令人失望,好几位鉴定者的意见都是无法认定,因为两枚指纹只有3个特征可供互证。按照常规,3个特征是难以作结论的。
具有幽默意味的是,这个嫌疑人还是死者当地的治保主任,一直鞍前马后地在帮助刑警们干活。刚开始的时候,侦察员们工作没有避开他,让他介入了案件,整个案情情况都了解,我们的侦破方案了然于胸。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个案件就是无法进行下去。
事情陷入了僵局。
一枚现场提取指纹和一枚密取的嫌疑人指纹,最后放到了我的案头。
那一段时间我正在对拓朴学发生兴趣。拓朴学是整个现代数学的主要基础理论,研究的是几何图形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双方在连续变换下有什么不变的性质。这种性质,我们称之为拓朴性质。我那段时间正在琢磨着,这拓朴学理论与我研究的指纹之间,可有什么关系。
我试着在分析指纹时,将拓朴学的理论引进来,用以指导判断。结果表明,这枚指纹可以明确无误地指定嫌疑人。于是决定逮捕这位在这起案件中显得过于热情和勤快的治保主任。
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我的判断:甫一交锋,这位治保主任的心理防线就告崩溃。几小时后,分尸第一现场被证实,死者被劫的17万元现金、手机等物品被起获,凶器亦被找到。罪犯完整地供述了杀人、分尸、抛尸的过程,现场证据和痕迹也真实地再现了这一过程。案件在僵持一个多月后宣布告破。
为什么我有这个胆量,敢在别人几次鉴定都无法肯定的情况下,拍板定案?原因就在我觉得,中国的指纹鉴定,要有敢于创新的胆量和力量。所谓胆量,就是要敢对某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发生怀疑。所谓力量,就是能用实践来证实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指纹学发展到今天,真正投入实践运用,只有100多年历史。由于指纹生来就有个面积小的局限,世界各国的指纹检验机构都认为,若再加上一枚指纹的提取面积过小,提取条件过差,细节特征低于数量临界点等局限,那么,其细节特征重复的概率就会急剧升高,并导致鉴定者产生经验性错误。刑事犯罪侦破工作是一件人命关天的事,来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所以,这指纹鉴定的事,在侦破工作中决不能拍脑袋、拍胸脯。
但传统的指纹鉴定方法与理论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现在的指纹鉴定,成于细节,也败于细节。在细节特征明显够的时候,大家都一下子就拍板了,而在细节特征不够的情况下,又没有人敢下决心作出判断,一般都以“缺乏鉴定条件”为理由,不作结论,让侦察员们费尽心机从现场提取的物证变为废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祈求犯罪分子慷慨一点,是不是给我留一个完整一点的指纹,以便我来比照。事实上,哪个罪犯肯这么慷慨呢?由于手指的动作、容留指纹物体表面的光滑程度、手指与物体接触时的角度、用力的方向、大小等等,用于侦破工作的,只可能是模糊的、变形的、局部的、残缺不全的。因此,刑事指纹鉴定,要引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经过这几年的摸索,我以为,将拓朴学引进刑事指纹鉴定,是可行的、可靠的,也是科学的。
现在支持我们刑事指纹的理论基础是概率论。没有一定的数量,无法证明相同或相异。而拓朴论,就不仅仅是数量,而要求直指事物的本质。说太深的东西你一时也无法明白,我打比方吧。
有两条一样的松紧带。一条是直的,一条是被扭曲的。用概率的眼光来看,它们的长度就是不一样的,外形特征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概率论不能认定它们是属于同一物质。但拓朴学却不这样认为。拓朴学认为,它们之间最本质的图形是一样的,譬如它们最初的形状都是圆形的,不管怎么扭曲,圆的形状没有本质改变。因此,它们就是同一物体。
再打一个比方:假如天下有这么这一枚指纹,所有纹线都是直线且贯穿头尾,没有任何“高尔顿细节”可供鉴定,你能不能就说这枚指纹没有特征?用概率论来讲,天下没有这样相同的指纹,没有一定的数量可供比照,所以,没有鉴定意义。但是,专业工作者知道,没有特征本身就是特征。没有特征是这枚指纹不变的本质。这就是拓朴学理论。
回过来再说那件凶杀分尸案。
当时我的心中没有带任何印象,纯粹从指纹入手。
我首先考证了指纹提取的程序,取回了现场的原件,与嫌疑人的指纹进行了认真的比照。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枚遗留在现场的指纹,动作正常,作用力平稳,纹线清晰无变形,细节特征虽然只有3个,但稳定可靠。
用传统的概率论和传统的指纹鉴定理论,确实无法鉴定,因为3个特征是标准的不具备鉴定条件。
可一旦进入拓朴学的理论视野,这枚指纹就有了全新的意义。虽然模糊残缺,但其中有14根纹线清晰,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明确,可构成一个有限的但是是特定的函数定义域。经与嫌疑人的指纹比照,认定两者之间在该函数定义域内,每个点的“X”都一一对应,没有重复与差异,所以,凶手就是这个人。
这个案例我觉得很重要,拓朴学的理论有助于拓宽我们刑事工作的视野和证明方法,并全面创新和完善公安痕迹检验的理论系统。
要学的东西多着呢
我听着刘持平的叙述,一时清楚一时糊涂再变得清清楚楚。我说,你从警近三十年,参与了2000余起案件的侦破工作,细算算,每年就要有70余起,一个月就要六七起。依你说,看一个指纹有时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还要处理日常工作事务,你哪来那么多精力去专研这么多的细微末节却又高深莫测的指纹学、概率论、函数学、拓朴学的学问?
刘持平看着我一笑,笑容里满是幽我一默的坏意:“指纹学、概率论、函数学、拓朴学?这点就够了?告诉你,做一个刑警侦察员,要学的东西多着呢!”
我一脸茫然地望着他,我不知道这位前初中毕业生还能说出什么学问来。
他随口报出一串刑警要学的学问: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病理学、医学、文学、数学、美术、摄影、民间收藏等等等等。
慢着,我打断他,说,这民间收藏也能管破案吗?
当然,又是一个故事开始了——
民间收藏不管破案?讲件事你听听。1987年8月,有一个人来报案,说家中失窃。此人自称是个收藏家,专门收藏紫砂壶。说家中收藏有顾景舟大师的紫砂壶一把,此次被窃,还同时被偷走现金30000余元。
你知道顾景舟吗?不知道?好,我告诉你,顾景舟是中国壶艺大师,成就如何,难以一句两句说清,反正要使用到一连串的形容词、成语。他的壶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动辄十万美金。
这个案件当时惊动了江苏省公安厅。
我到了现场。与那位收藏家谈了一下,看了看末被偷去的其它藏品,同时要求看一看被盗藏品的照片。
这收藏家拿不出名壶的照片,但有一张手持放大镜在欣赏茶壶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放茶壶的组合架,他说名品都在架子上,依稀可辨。
离开现场后,我通知传讯这位收藏家。
在传讯室里,收藏家一副不满的样子,意思是我被偷了,你们不去抓小偷,反而来传讯我,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我先请他把顾景舟的名字写下来。他歪歪扭扭地在纸上写下“顾金周”三字。我再请他把“金周(景舟)壶”的款铭写给我看,他眨巴着眼,说忘记了。
我对他说,你报的案件,偷掉东西是真的,但没有顾景舟的壶,也没有30000元现金。你虚报价值,欺诈公安人员,已构成妨碍公务罪。
他急了,说你有什么证据!
看着他急吼吼的样子,我笑了。我说,你听好了——
据我所知,常州没有人手中有顾景舟的壶。因为这“景舟壶”是紫砂壶中的极品,搞收藏的,人人渴望过眼一观。无论谁手中持有,都瞒不过收藏界的同人。我从没听常州收藏界的人谈起过在常州有“景舟壶”可供一饱眼福。此其一。
我在心中存疑时,向你要照片,你拿不出,这就有问题。一般搞收藏的,对手中珍藏,总有照片。当然这不绝对。但你给了我一张照片,说背景上的组合架上,就是你的珍藏所在。我在看照片时注意到,你一手持壶、一手拿放大镜在作欣赏状,你手中的壶是一只新壶。按收藏常理,主人赏物留影,手中应是家中比较珍贵和稀罕的东西。“景舟壶”是你的镇家之宝,你照相之时,宝物不拿拿个新壶,有悖常规。此其二。
当然,也有偶然情况,有人手中持有但一直秘而不宣。所以,我要你写下顾景舟的名字和壶边款识。壶之铭款,自第一代制壶名家陈曼生始,就是壶的全部价值所在。名家之作,一壶之上,铭款有时多达4个,内容包括制壶者、书画者、雕刻者和订壶人的室名雅号等。款落之处分别在壶内底、壶盖内、壶把根部和书画边款处。一个搞收藏的,对自己手中的绝世珍品是视同生命的,岂能弄出写不出大师名字和名壶款识的笑话。此其三。
说到这里,我对他说,还需要我再说下去吗?
这位收藏家一下子被打趴了,随后说出真实情况:原来他是家中被盗后,一是向众人吹嘘自己怎么有钱,以炫耀身份,同时也有借机向公安机关施加压力,要求重视的心理。
你不懂古玩,怎么跟这种人玩?
我像听苏州评话一样听完了这个有关收藏的故事。然后我为了寻找话题,让刘持平继续侃下去,就没话找话附和说,对对,收藏确实是个大学问。还有心理学,你们一天到晚审问嫌疑人,心理学是肯定要学的。
刘持平又是一脸坏笑,说我才不一天到晚审犯人呢。我学的心理学,不是派你说的那个用场的。
那么能不能说一个你用心理学破案的事儿呢?
1992年8月4日晚八时左右,常州人几乎都围在电视机前看中国跳水选手奥运夺冠拿金牌,市区一个小区里发生了一起灭门血案,一家三口全部被害。子夜时分,我从南京回来,正在洗澡,被叫到了现场。
接下来也没有什么新意,终归是踏勘现场、案件定性、排查走访、分析线索等等。后来,结果出来了。嫌疑人在常州辖市金坛市找到了。
可这嫌疑人事先有心理准备,死活不认账,审讯进入僵持阶段。
我赶到金坛,向刑侦人员问了几个问题。第一:宣布逮捕了没有?第二:上手铐没有?第三:宣布证据了没有?第四:他的精神状态是不是还很饱满?侦察员们说没有宣布逮捕和证据,这小子的精神状态还很好,没有崩溃迹象。
嫌疑人的精神状态不崩溃,审讯是无法取得成果的。我思考了一下,当即作了布置:
立即派三位侦察员进入审讯室,宣布逮捕令。只宣布逮捕令,其余的话一句也不能说,三个人的脸上不能有任何表情。
宣布完毕,立即给嫌疑人上手铐,押出审讯室。
院子里的囚车打开门,嫌疑人出门一步不停快速押入车内。
打开全部警笛,吸引人群围观。嫌疑人进入囚车后立即向常州看守所进发,不再到市公安局。一路警笛一直鸣叫不准停。
直到常州看守所的整个路程,任何人都不许讲话,不许有任何表情。
通知常州看守所,派一个班的武警,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在门口八字排开,并有意吸引群众围观。
车到常州后,全部车辆在距离看守所门口50米处停车,押着嫌疑人步行50米进入看守所。
金坛市到常州大约2小时车程。2小时后车到看守所门口,嫌疑人被押下车来时,他的两条腿已经站不起来了。
晃晃悠悠地走了不到20米,嫌疑人突然精神崩溃,大叫“我杀人了,我坦白,我杀人啦……”
我学的心理学,是派这个用场的。
他怎么就这么喜欢学习
我案头放着这么一份事迹材料,说的是刘持平。引几句吧——
刘持平同志,1952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文化。1992年被公安部评为工程师。刘持平同志参加公安工作近三十年,由一般技术人员到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在各个岗位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事业心,热爱公安科技工作,务实求真,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科学文化知识,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探索,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为社会、为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注意到这份看似寻常的事迹材料中,用了一个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十分吝啬使用的赞语——艰苦卓绝。
是呵,什么叫“艰苦卓绝”,一个只有初中,不,初中一年级文化的人,在身负工作重任,必须时刻行走在破案现场的情况下,完成了大学本科的学业,并荣任中国警察界两家高等学府的客座教授,只有走过这样的历程,才能被称之为“艰苦卓绝”。这条路上,没有人知道刘持平这位行者,洒下了多少汗水,留下了多少心血。
我一直试图解读刘持平身上这种锲而不舍、学无止境的精神源头。
是这方水土给了他这种力量吗?
常州,位于沪宁线中段,历来是俊采星驰、人文荟萃之地。
大文豪苏东坡曾把常州当作他的第二故乡,十余次来常州访友、小住,两次上书要求在常州定居,最后终老于常州。中国百姓把杰出的文人称之为“文曲星”下凡,认为这种人是把天下文气聚于一身之人。并有一种传说,说是某个文曲星仙逝了,在什么地方仙逝的,他身上所蕴含的文气就散在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以后就等着出进士、出状元吧。
说来也怪,常州这个地方真的是文气蔚然。自隋朝开科取士至清朝末年废科举,其间1300余年,常州共出了1546个进士、9位状元。本来应该是10位,那个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闻名遐迩的诗人赵翼,是常州举子,已被主考官内定为新科状元。名单报到皇帝老儿手中,皇帝想起这江苏地区历年来出的状元太多,而陕西那边经年不见一个状元,对西部智力开发不利,于是大笔一挥,硬是把赵翼的状元勾了,让一个陕西人当了状元。常州的状元从此就没有能成“十全大补”。
打开常州文化史,学风盛炽,名人辈出。萧统当年在常州编了《昭明文选》,孟郊在常州写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张惠言开创了“常州词派”、“常州文派”,在文学史上与“桐城派”相互颉颃,“清代李白”诗人黄仲则写了《两当轩集》,恽南田创造了“常州画派”,段玉裁别开生面创建了文字训诂学,盛宣怀掀起了中国工业革命最初的浪潮,李伯元留下了妇孺皆知的《官场现形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和核心,李公朴、史良与沈钧儒、沙千里等结成“爱国七君子”怒对蒋介石,赵元任从常州走向世界,成为一代语言学宗师,刘海粟在中国画界独树一帜,洪深叩开了了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大门,刘半农、刘天华兄弟在常州办了中国第一支铜管乐队,华罗庚自学成才,直到在世界数学界扬眉吐气……
清代名冠一时的大才子龚自珍到过常州,交游之下,发出慨叹:“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地无与常匹俦”。
在中国,也许没有多少人,能这么完整而清晰地了解常州这么一个城市所包蕴的文化内涵,但是,几乎所有的常州人,都能如数家珍地向自己的孩子、向来到常州的客人,介绍这个城市文化上的辉煌。这种文化上的骄傲,深深地根值于常州人的心底。
刘持平与这个生他养他的城市之间,应该有着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吧。打个比方,他的生命的脐带,应该连在这个城市的文化血脉上吧。
我考证了一下他最早的文化实践。
1966年刘持平小学毕业,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1969年复学,他写的第一篇作文,那时叫“大批判”文章,题目叫《“三里湾”必须批判》。现在恐怕没有人知道有一本叫《三里湾》的长篇小说了,这部长篇是作家赵树理的力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很大的影响。说影响,当然是在文学界。赵树理因小说语言颇有特色,被文学界同仁称为“语言大师”,一般的人不大能懂其中妙处,当然根本上不适合小学生阅读。可刘持平却读了,而且还有板有眼地写了一篇批判文章。
从这里也能看出刘持平身上有一种“气”,这种气或许可以称之为“儒气”吧。中国古代儒生有一句话,叫做“儒以不知为耻”,意思是说,儒生生来就是为世上之人答疑解惑的,天下之事都要能懂,被别人问住了,就是一种耻辱。当然,要解天下事,就要勤于学习。孔子当年留下的教诲中,有关学习的话特别多,什么“学而不厌”、“学而后知不足”、“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等,就是对他的学生和后辈说学习的重要性。
刘持平对我说,不知别人怎么看,他觉得这辈子,毛泽东的著作和哲学思想,对他的帮助最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年实在没有书读,他抱着《毛泽东选集》读了无数遍,重要篇什烂熟于胸,这些来自毛泽东的思想资源,长期指导着刘持平的工作实践。譬如“实践第一”的观点,人的正确思想只有从社会实践中来的观点,分析事物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方法,抓住主要矛盾、兼顾次要矛盾、在一定情况下矛盾的相互转化关系等等,在公安工作的实践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持平说,学好哲学,终生受益。
可以这样说,常州这个城市,确实是刘持平学习动力的来源。这个江南的鱼米之乡,它所包蕴的钟灵毓秀之气,就是他生命灵气的根。
来自前辈和同志的帮助,也是他发奋进取的动力。
进入刑警队不久,常州长江电焊条厂和临近的一所小学发生盗窃案。刘持平跟着老同志前去破案。
当时的刘持平,除了满腔的热情以外,没有任何经验可言。面对犯罪现场,他懵头懵脑,看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
两位老侦察员在两个现场提取了两个脚印,一比照,立即得出结论,两案是一人所为。继尔丝丝入扣地分析出这个盗窃犯的身高、年龄、体态、职业和生活状态、生活特点,并由此划定案犯的居住地——常州五星公社和三井公社、新桥公社范围内。
刘持平按照老侦察员的分析,按图索骥,最后顺利地把案件破了,并且,在这个嫌疑人身上连破9起刑事积案。在当时社会上刑事案件不多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绩。这个成绩让刘持平一下子成了个“著名侦探”,同时也让刘持平感到了知识的力量。
他开始如饥似渴地进入一种学习状态。不但是从文化知识上学,更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学到的知识,并把这种实践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刘持平一直记得一本书,名字叫《苏维埃犯罪对策学》。这本书至今还非常忠诚地站在刘家的书柜里,提醒着主人注意它的存在。
这是一位叫朱林大的老刑警给他的,也是他进入刑警队后读的第一本专业书。
那年月,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刑警们学习,专业方面更是一片空白。朱林大见刘持平这个小伙子很好学,空下来经常手不释卷,喜欢琢磨问题,就把自己在文革劫火中偷偷地隐匿下来的《苏维埃犯罪对策学》,暗中塞给他,说,多学点东西,将来会有用的。
近三十年过去了,刘持平谈到当年朱林大与自己私下的那一次谈心,依然充满感激之情。他说,这二十多年来,我听过无数次政治报告,受过无数次思想教育,谈过无数次心,但这位老公安与我的一次私下交心,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多学点东西,将来会有用的”这句嘱咐,一直成了我为人处世的信条。
另外,侦察工作的实践,也从“理论指导实践”这一点上,要求刘持平不断学习。这有点像传说中穿上了红舞鞋的舞者,一旦穿上这双舞鞋,就只能一直舞下去,永久地舞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
当年从部队到公安机关,从一个炊事员到侦察员,中间没有任何过渡,没有经过任何专业培训,连最起码的公安常识都不具备,一个生性好胜、不肯服输的人,一个具有这个文风蔚然的城市所赋予的灵气的人,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学习学习再学习。
刘持平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刑警队。
刘家那时一家6口,家中只有18平方米,十分窘迫。刘持平就把自己的铺盖卷到了办公室里,当了侦察员兼值班员。值班室里3部电话,一部内线、一部外线、一部只进不出的00号报警电话,只要一有案件,刘持平就立即起床出发。无论严冬酷暑,还是雨雪冰霜,无论是早是晚,还是子夜凌晨,一分钟都不耽搁,总是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苦吗?当然苦。当时没有通讯工具,没有交通工具,全队只有一辆自行车,往往还因多人要用而不在局里,只能步行去现场。有时案发时间在深夜,看完现场还要再步行到同志们家中敲门。
但是,刘持平有自己的收获。
谈及当年的艰苦,他用不无自豪的口气对我说,苦一点是划得来的,在刑警队干10年,因为不怕苦,我至少比一般的侦察员、刑警多看1000个作案现场。侦察工作是一件实践性极强的工作,不管侦察员、技术员的经验如何丰富,不管汇报的侦察员、技术员的理论和口才多么上乘,都不可能准确地再现案发现场的细微末节。现场之中,有许多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用毛主席的话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亲口尝一尝。“只有真正认识了它,才能深刻地理解它。”要靠自己的感觉去体会,去辨别。多看1000个作案现场,是一笔多么宝贵的侦破工作资源!就是在今天,只要有我参与破案,我都坚持要到现场。不到现场,不谈案件。
刘持平23岁当刑警队副队长,是是常州公安系统最年青的中层干部,32岁当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是常州市当时最年青的局级领导干部。当领导有时候不说明什么,但总也能说明点什么,尤其是在刘持平这样的人身上。
一不小心与“文化”沾上了
2000年11月初,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邀请中国一些指纹学、考古的专家,在首都北京,召开了一个专题研讨会。研讨的内容是《中国原始指纹画的发现与研究》。
这篇论文之所以值得被研究,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可能会引起考古、美术、美学界震动的发现:5000多年前中国陶器上许多现在无法解读花纹、纹饰图案,其来源是指纹,有些花纹干脆就是指纹。
距今6000年至4000年间,是中国彩陶文化的发达时期。陶器上那些富于变化的、抽象的、内涵丰富的纹饰,据代代相传的专家考证,大都是先民们从自然界取材创作的。譬如蛙形纹饰就是以青蛙为母本、鱼形纹饰以鱼为母本、波形纹饰以水流为母本等等。可现在人们运用这种理论,对有些纹饰还是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不是这种理论出了问题,而是有些纹饰在自然界里找不到客观存在的对应物。
譬如柳湾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万余件陶器中,有三件人像裸体陶壶,壶上的螺旋纹极为罕见,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有说是原始人纹身上的花纹,有说是原始人纹面装饰图案,有说是抽象表现男女结合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时,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们说的都不对,这是人的指纹图案。
这个人就是刘持平。
当然有人不服。一个警察,懂什么考古、美术?
刘持平说:“这是一幅典型的、完整无缺的指纹画。是以指纹为对应物、为母本的纹饰。这幅图案中心的花纹逆时针旋转,从内到外共八圈螺纹线,纹线的起、终点等细节特征明显。在低于中心花纹的两下侧,巧妙地利用两组相邻画面的衔接,各形成一个三角,从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斗型指纹图。根据该纹饰的面积和纹线流向等特点,可以判定这是一枚右手拇指的指纹。”
说这话,不是刘持平一时心血来潮信口开河,他是在系统地学习了考古理论,研究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才有这个理论勇气,在众多的专家学者堆里,说出这段话来。
一语既出,其重千斤。
考古界老前辈安志敏对此评论说,彩陶纹饰与指纹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值得进行探索。同时,他希望指纹鉴定学能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中国科技大学老教授张丙伦说,刘持平的观点十分新颖且言之有理,说服力强,对原始纹饰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在原始纹饰研究领域里有进一步深化的价值,同时,刘持平也在学术上创了一家之言。
原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公安部特邀顾问、中国第一代指纹学专家刘文对刘持平的发现感慨万千。刘文说,早在1949年,他还只有18岁时,就开始学习指纹技术。在学习过程中,刘文感到了一种困惑,因为没有中国的教材,所以,几乎所有的指纹书都没有能把中华指纹术的历史脉络说清楚。他知道中国人对指纹的认识要早于西方,但由于工作太忙,资料不多,一直没有能在这个问题上说出个道理来。刘持平的发现,填补了这个空白。刘文认为,刘持平的发现和他的论文,对研究整理中华指纹术和研究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发展史,都具有重大价值和巨大作用。
说来也好玩,一个整天与刑事犯罪分子打交道的人,一个一直战斗在犯罪侦察第一线的人,一个原来只有初一文化、行伍出身的小警察,尽管后来立了功,当了领导,可这与考古、美学、美术有什么关系?要知道,考古、美学、美术等等可是“文化”啊。
刘持平是个“以不知为耻”的人,也是个胆大包天、心细如发的人。那件事情没弄明白,绝不轻易放过。敢在大家都随大流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立场决不后退,决不违心,决不放弃原则。同时,也能见微知著,洞察事物的细微末节,从十分细微的地方勘破很大的问题。
还是在一次阅读距今已有2200百年历史的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文字时,在《穴盗》篇中,刘持平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内中及穴中外壤上有膝、手迹。膝、手各六所。”
这无疑是中国最早见于文字的犯罪现场记载。而且,这是标准的痕迹鉴定记载。这说明当时的警察(如果也叫警察的话),已经把手印脚印当作破案的证据了。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指纹是何时进入中国警察的视野的呢?
有关文献告诉人们,中国的指纹应用实例最早的是在唐朝。据记载,唐朝时在货物贸易、司法诉讼及婚娶活动中,广泛使用指纹技术。世界著名指纹专家、德国的海因德尔在20世纪初就明确指出,中国人对指纹的基本论述,与欧洲最老的大学比,至少要早500年。
这里就有了问题。应用实例有实物为证的,最早是在唐朝,但唐朝已是广泛运用。一种技术,在被广泛运用前,肯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源于何处?在唐朝以前是不是已经被广泛运用了呢?真正的最早,是在什么时候?
刘持平一不小心,就掉到“文化”里去了。
唐人贾公彦在为《周礼》作注时曾说过,说汉朝的郑玄曾经说,汉朝人有一种文书叫下手书,为结信而止讼用。这下手书与唐朝的画指券差不多,是同一类文书。
另外,郑玄也注过《周礼》,并在注中说,周朝有一种文书叫“质剂”,是为结信而止讼用。与汉朝的下手书是同一样类型的文书。
唐朝的画指券已是用指纹“按指为信”的了,汉朝的“下手书”既然与唐朝相类,那么,汉朝是不是也“按指为信”呢?再推论,周朝的“质剂”是不是“按指为信”呢?如果是,那么,中华指纹术的广泛运用,就不是在唐朝,而应该是在周朝。时间一下子要往前推几千年。但由于“质剂”没有实物为凭,其材质是什么(如是竹简、皮革就无从谈指纹)也无法确定。
刘持平无奈,这一想法只好想想而己。
后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新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地填补着人们认识上空白。近年来,有大量的秦汉封泥出土,中华指纹术的最早应用问题得到了解答。所谓“封泥”,是留在公私简牍上的泥块。当时的公私简牍在传递过程中用绳索捆扎,为防止被人私自开启,绳索的打结处用一泥块封住。封泥上要用官印钤上,以示封闭。可后来出土的封泥上,出现了人的指纹。封泥的两面,一面是官印,一面就是封信人的指纹。这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指纹的独一无二性,指纹代表封信人。而且,一些民间的封泥,干脆两面都是手指纹。二是由于匆忙或者受条件限制无法钤印,便以指纹代印。但是,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至少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人的指纹可以当印章来使用,因为人的指纹无法伪造。
这样,刘持平弄清了,中华指纹最早的广泛应用,应该是在秦汉年间。也就是说,中国人运用指纹作为辨别的标志,在2000多年就开始了。
秦汉年间指纹被广泛运用,这一点应该是确切无疑的了,但先秦呢?再往上追溯,夏、商、周时期,中国的先民们、中华的始祖们,是不是也认识了指纹这枚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钥匙,并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作用呢?
又是一次考古的发现,打开了刘持平的考据之门。
1999年6月,考古工作者对豫西偃师境内的夏朝斟遗址的考察中,在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几枚当年的制陶人有意无意留下的指印和指纹。考古工作者对那些指纹进行了研究,并与现代人的指纹进行比照,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4000多年前的夏朝人与今天的中国人指纹相近,说明指纹这个特征在遗传上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变异非常小。
一道如电光石火般闪过的灵光,突然击中了刘持平。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在发展中各有千秋,而制陶业的始祖却非中国人莫属。中国的陶器,曾倾倒了整个世界。在制陶的过程中,也就是人在摆弄泥巴的过程中,最容易也是最清晰地看到的,是自己的指纹!是不是在那时,中国人就认识了指纹的奥秘,并在自己制作的陶壶上留下指纹,以便在众多的陶器中,辨认自己的劳动成果?
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近代紫砂壶制作大师,也采用过这种办法。他们或明或暗地在自己亲手制作的壶上留下自己的指纹,有时是在壶的内侧,有时是在壶底的棱边,有时是在壶把手的最下面。
那么,既然我们的先民们能认识指纹的实用价值,为什么不能认识它的美学价值呢?古陶器上的那些无法找到对应物的纹饰,会不会是指纹的再现、指纹的美化呢?
带着审美的眼光,刘持平开始了他的寻美之路。
功夫不负苦心人。
柳湾文化遗址出的那三个人像裸体壶上的螺旋纹,被他一眼相中——这就是指纹。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蜘蛛山遗址出土了一只长颈彩陶罐,成了刘持平相中的另一件宝物——这罐是属于仰韶时期红山文化的实物,已有5500年历史。罐上的线条是典型的箕头朝下的“一线箕”,而且有三个指纹共同构成。那罐上的花纹美得妙趣横生。首先,这是三枚指纹。其次,又是一个极美的、极富装饰意味的图案。第三,最妙不可言的是,这枚指纹还是人在取罐时手指的动作!三枚指纹三个方向,生动地再现了罐主人取罐时三个手指与罐体表面接触的瞬间,仿佛随后手离开罐体后,手指的指纹永久地印在了罐上!整个画面三幅箕型指纹相连成一周,乳突纹线与小梨沟线之间的比例准确而又生动。刘持平在给人介绍这个罐时,总忍不住说,这是一幅感觉强烈的指纹广告画。
马家窑文化马厂中期的一批陶器上,一种螺旋线的装饰画常常出现。刘持平分析出这也是指纹画。中国人的指纹,斗型纹几占总数的50%,螺旋线,就是斗型纹的美化。这也是为什么斗型图案在陶器中占的比例大的原因。
刘持平认为,陶器上很多找不到对应物的图案,其中相当一部份来自指纹,应称之为“指纹画”。指纹画的创作来源就是每个人都有的指纹。这一观点是符合发生学的规律的。人们在制陶过程中,人的指纹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柔软的陶器上。无数次的出现,人就会注意指纹的存在,而指纹那美观、多变的线条和形态,自然而然地就会激发制陶的艺术灵感。
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有已被考古学家们命名的纹饰,如波形纹、弧线纹、圆圈纹、曲线纹、漩涡纹、雷云纹等,刘持平认为,这些纹饰,在指纹上都应有尽有。先民们在对这个世界进行抽象思维时,指纹所提供的线条作为“临帖”学习,是一个重要的借鉴和理解方式。他们舍去了指纹上一些细微末节,抓住指纹的主要特征,从装饰效果出发,而不是简单地“照葫芦画瓢”,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指纹纹饰和指纹画。
越钻进去,越觉得指纹和指纹画妙不可言。
人手指上的纹线,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它的复杂多变,不过是造物主为了给每个人留一点与别人不一样的印记而已。没有想到,这种线条一旦进入美术、美学领域,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创造,在5000多年前,就被赋予了这么丰富的审美意义。直到今天,我们对着这些纹饰,还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由流动的水波、轻盈飘逸的云朵、风吹过麦田的形状、箭射出后弓弦的震荡,等等等等。
真美啊,刘持平沉醉其中不能自拔。
当然,科学是严密的,这其间来不得半点虚伪。为了证明和证实自己的发现,刘持平把指纹画按正常的指纹检索程序,输入计算机指纹自动识别系统。通过该系统,把指纹画与现代人的指纹检索进行比照。计算机检索结果显示,原始指纹画与现代人的指纹图案图形类同。两者的相似指纹指数分值在700分以上。如果是将犯罪嫌疑人的现场指纹与正常提取指纹进行计算机检索比照,这700分以上就是认定分值了。换言之,这个人可以批准逮捕了。
由于刘持平的努力,一个考古、美术、美学方面的局外人的努力,一个与文化几乎没有关系的警察的努力,中华指纹术的源头,被一直追溯到了新石器时代,并一下子厘清了中华指纹术的脉络,把中国人对世界指纹术的贡献推到了全世界的指纹研究者面前。同时,由于“指纹画”这一全新概念的提出,使得中国人、中华民族对指纹的认识与运用的历史时间表,不再是德国教授说的500年,而是2000多年!
干事业哪能有个底呢
指纹小小,天地大大,刘持平钻进去后,真如晋人陶渊明笔下发现了桃花源的人一样,一片崭新的天地訇然而开,“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与之相关的课题,现在能提出来的,就有皮纹遗传理论研究、皮纹单项指标研究、医学与皮纹研究、遗传性疾病与皮纹、基因性疾病与皮纹、染色体疾病与皮纹、各民族皮纹特点、皮纹与运动素质与运动员选才时皮纹运用、皮纹与智力、皮纹在经济生活、社会管理中的应用、皮纹与手相学的相关和批判,等等等等。
慢点慢点,我说,那么依你说,这看手诊病也是有道理的了?这不是江湖郎中人模鬼样骗人用的吗?而且,这运动员与皮纹有什么关系?
天下任何一个事情、每一个细节,要深究下去,都是一门大学问。刘持平又是一脸笑意地说,譬如给小孩子看病,旧时有什么检查手段吗?没有。小孩子又不会讲话,你怎么办?只好在小孩子身上东看看、西看看。看手,是人身上最容易看的地方,看着看着,就看出问题来了。中医把人的中指三截分为风关、气关、命关,看病时,用力推摩一下人的食指,皮纹的颜色、形态会有一些变化。多看了,从中会看出一点问题来。这个诊病方法是有科学依据的。
另外,你没有听说过的运动员与皮纹的关系,其实,这更是一个值得做的课题。研究运动员与皮纹,首先是在运动员中发现了皮纹可以反映人的身体柔韧性指数。随后发现,皮纹与一些主要的运动素质如速度、力量、爆发力、耐力、体形发展等有很大联系。这样,皮纹就与体育联姻,这个课题就成了指纹研究中一个正在深入发展的分支。
我以一种十分困惑的眼神看着这位公安局长。
我一直有一种错觉,这不是在与一个破案如有神助的警察、一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做得非常成功的局长打交道,这是在与一个读书人交谈。这个人怎么会仅仅是一个警察、仅仅是一个公安局的领导呢,他仿佛是一个究天地之理、通古今之变的博学鸿儒,仅需小小书斋就可知天下风云。这种人,具备了这样的精神与素质,具备了这样的学习能力,就像共产主义者,不管命运把他流放到什么地方,只要听到《国际歌》,就会找到自己的同志那样,放在社会的任何一个位置,他都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那里做出成绩,并把这种成绩扩展到能够扩展到的地方,为社会贡献他的全部能量。
记得后来我曾私下问过刘持平,我说我看看你做事情这么认真,每件事都恨不得做到极至,你不要累死啊。你这个人,烟不抽,酒不喝,海鲜桑拿不肯去,唱歌跳舞都不来,男人身上的那几样玩艺,你一样也不肯认真学一学,人生一世,你究竟想干什么?
他用诧异的眼光看了我一下,说那我会的东西,其他男人会不会?人和人想的东西不一样,我想什么,我想多做点事情,时间不大够,所以,那些玩艺,我不玩了。
我说,小玩怡情,不必认真,不然总是个缺憾。
说到缺憾,倒真是有。刘持平认真起来了。
我一生中有一次,我是对的,但没有人相信我。后来被事实证明,案件办错了,但,人命关天,枪声一响,倒下去的人不可能再站起来。赔偿有什么用呢,人家要的是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对你说的男人身上的那几样嗜好不喜欢,那么,喜欢这几样嗜好的男人就不喜欢我了,要说缺憾,这还真是个缺憾,人家玩都不带我,你说我怎么办?我只好自己玩了,就玩我有兴趣的吧。
唉,刘持平,你这样认真地把一个炊事员改造成了一个优秀的刑警,又把一个刑警提升到了领导,还要把一个管案件的领导变成一个文化人,还要在文化领域有所作为,你你你,什么时候有个底?
刘持平窃笑,干事业哪里有底,告诉你,我将来还要写小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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