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7-24 08:13:07 点击: 次
【摘要】20世纪上半叶,DDT在防治农业病虫害,减轻疟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生存的土壤和所带来的变化是社会性的。本文将DDT置于社会语境下,从技术社会学的视角探讨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试图解释DDT从“天使”到“魔鬼”再回归理性的曲折命运的前因后果,勾勒一幅技术发展与社会选择双向作用的历史发展图景。
【关键词】技术社会学;DDT;技术评价
科技赋予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科技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子系统,在不断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等社会问题,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在这种背景下,学者开始对工业社会进行剖析和反思,他们将矛盾的根源指向科技,尤其是技术。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对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如技术史、技术哲学、技术管理学等等。显然,在上述诸多研究进路中增加社会学的视角,将使技术论研究的体系更完整。更为重要的是,当代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制约愈来愈密切和错综复杂,不将技术、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地结合起来考虑就既不能把握技术,又不能把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技术社会学的考察更具现实意义[1]。本文以DDT(化学杀虫剂)的历史发展为背景,运用技术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讨该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一方面从社会各主体对DDT的选择和建构中明晰社会对其发展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从DDT的发展对社会带来的多重影响,试图解释其从“天使”到“魔鬼”再回归理性的曲折命运,勾勒一幅技术发展与社会选择双向作用的历史发展路径。
一、DDT的发展历史
1.1 成名之路
DDT是闻名中外的化学杀虫剂。1874年由德国化学家蔡德勒首先在实验室中合成;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经研究发现DDT具有杀虫特性,后来经过改进,于1942年正式投放市场销售和应用;1943年,美国农业部在实验中采用DDT杀灭马铃薯甲虫,确证DDT有很好的杀虫效果;在1944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战役中,DDT在几周之内为士兵中战胜斑疹伤寒流行病带来福音。经实践检验,DDT既是农业生产中战胜虫害的有利手段,同时又是医疗卫生中根绝传染病的良药。米勒也因此荣获1948年世界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2 厄运降临
然而,60年代初,英国女作家莱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描绘了DDT及其同类或其他类杀虫齐对环境的毁灭。1970年包括瑞典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明确颁布法令,禁止使用DDT;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DDT;2001年5月22日POPs公约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通过,POPs,是Persist Organic Pollutants的简写,中文翻译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DDT位居名单第四。
1.3 DDT的回归之旅
“室内喷洒DDT仍是对付疟疾最好的办法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抗疟疾运动的负责人科奇说,“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数十种杀虫剂中,最有效的就是DDT。”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解除了对DDT的禁令,允许部分地区重新使用这种杀虫剂,他们希望让DDT重新回到疟疾控制的清单上。一直热衷于抗疟运动的美国参议员科伯恩说:“室内喷洒DDT就如同给整个房间罩上了一张驱蚊网,如果对此还摇摆不定,那么最大的受惠者将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蚊子,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全球受到疟疾威胁的3亿多儿童。”[2]与30多年前遭禁用时的轰轰烈烈相比,DDT这次“回归”多少显得有些低调和出人意料。
二、观点博弈
DDT的发展历程生动地展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不仅收获了无数的荣誉和褒奖,也经历了被人类唾弃的悲惨命运,至今人们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DDT会遭遇如此不同的命运,除了技术因素外,背后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支持方和反对方各自的观点,然后对DDT的社会评价、社会角色进行阐述,从技术社会学角度解释正反两方观点差异的缘由,引发一些思考。反对方的观点:DDT的杀虫范围很广,所以又被称为“万能杀虫剂”。它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杀昆虫,甚至把害虫的天敌也误杀[3];毒性通过食物链传播,并且会随着水土流失危及江河湖泊和海洋生物[4]。支持方的观点:DDT的禁用和严格控制,导致疟疾在俄国和阿根廷等地重新复燃[5];在自然状态的土壤中,DDT的毒性最多只能保持两周。同样,在海水中90%的DDT会在一个月内失去毒性,无法长期存活[6]
三、技术的社会评价
DDT产生于上世纪40年代,成名于二战,在六七十年代遭到大规模禁用,到本世纪初才获得解禁。要想深入了解这一波三折的曲折命运的背后,就应从技术与社会双重作用的视角去展现和反思各种权力结构在其发展中的作用。其中,涉及到的“行动者(actors)”主要有政府、企业、消费者,分别代表了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文化等不同社会角色对技术的评价。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乃至社会功能的实现,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完成的,而且社会功能实现的程度如何、效果怎样,不仅取决于技术自身的特性,同时还与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对技术的整合,社会舆论和法律规范对公众技术心理的调试密切相关[7]。
3.1 技术与社会的融洽
二战期间,DDT的使用范围迅速扩大,在疟疾等疾病的治疗方面大显身手,还带来了农作物的增产,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政府和普通老百姓都一致称赞这项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益处。DDT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首先适应了社会的生存环境,取得了社会的认同,成为社会及公众所接受的相容技术,发挥出强大的功效乃至社会功能:(1)对政府而言,DDT安全、廉价、高效的功能直接与国家最关心的粮食生产、害虫防治、疾病控制等社会问题息息相关,DDT的成功研发和应用与国家的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朝着有利于政治目的的方向发展。(2)对企业而言,DDT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3)对民众而言,获得了健康和粮食保障。这一切都使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DDT与整个社会系统很好地整合在一起,找到了其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发挥了应有的社会作用,满足了不同主体对该技术的期待和要求。DDT的成功告诉我们,技术除了自然属性之外,还包括社会属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应通过社会整合,使技术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相适应,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调试使技术被社会所认同,成为社会的相容技术[7]。只有当技术准确找到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其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3.2 技术与社会的冲突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环境污染等问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集中爆发,在公众看来,人身安全高于一切,对其生命健康带来危害的事物很难得到认可。环保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社会的主流文化,渗透到社会的经济、政治系统中,对政府的决策和企业的发展开始产生重大影响,政府对技术的经济利益的考量会让位于政治利益的。公众开始对DDT这项技术避而远之,尤其是当疟疾等传染病早已远离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开始忘却其辉煌的过去,能记住的只是DDT给动植物以及人类带来的威胁,其社会角色不再满足和适应社会规范的要求,受到环保主义等社会文化的排斥。社会角色的错位和社会需求的缺失导致DDT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各国政府纷纷要求全面禁止使用DDT。相反,在非洲等欠发达和落后地区,DDT仍然作为虫害疟疾防治的首选。对于这些地方的公众而言,由于科学知识的落后以及科普宣传的欠缺,他们既不知道何为DDT,也不了解其存在的潜在威胁,即使知道,出于对成本的考虑以及生命安全的考虑也会继续使用DDT,因为在非洲,疟疾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这就形成了在全球范围内,一方面发达国家禁止使用DDT,一方面落后国家继续使用的局面。对于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来说,除了认为DDT可以救人于疟疾之外,还有很多人认为DDT有毒并无明确证据。比如,南非国家卫生部国家疟疾项目经理迪瓦南德·姆拉萨就认为喷洒DDT对人健康没有任何影响。在南非,人们只在屋檐下和传统的泥土结构的屋内喷洒DDT,而且时间也只是在蚊子抵抗力最弱的8—10月份。所以南非人认为联合国把DDT与其他11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列为禁用物是太为僵化[8]。
3.3 技术的价值判断
对比DDT在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境遇我们会发现,人们对技术持有不同的态度是由两个地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造成的。非洲国家由于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保障最起码的食物供给和免受传染病的困扰是政府和人们的首要选择,因此,无论是出于技术的成本收益分析,还是政府的政治目的考虑,DDT成为了社会多主体的适应性技术和解决方案,在特定的社会体系里找到了自身适合的角色,即使DDT会给这些国家带来环境和生态问题,但生存问题是落后国家考虑的首要问题,DDT很好地符合了多个社会主体的经济、政治需求,得到了来自政府、大众和企业的经济、政治保障获得了快速发展。
为什么思考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如此困难?这就涉及到科学技术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科学的目的在于找到规律性和普适性,科学是价值无涉和政治中立的(Nelkin 1995;Proctor1991)。而技术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借以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这就决定了技术必然包含社会、政治、历史等因素,这是技术的社会属性,因此,判断技术问题就涉及到不同的价值标准。一个社会由于阶层、职业等不同利益集团在评价标准上的不一致,通常对同样的技术也很难取得评价结果的一致,如政府和公众评价技术的标准有时就是不同的。政府通常偏重于技术的经济价值,而公众对技术的安全性更为关注[9]。技术的社会评价作为对技术的动机和后果的一种价值判断,使人产生了对待技术的不同态度:肯定性的评价会引导人们去积极推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否定性的评价则会产生阻力,从而对技术发展形成不利性的制约。
启示
从整体来看,当前对DDT占主导的更多是否定性评价,虽然这种评价有可能阻碍DDT发展,但并不意味着只起消极作用,而是有着积极评价所不可取代的价值。(1)有利于全面地认识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任何技术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存在绝对安全的技术。西方学者开始更多地要求恢复技术的价值尺度,指明要想真正解决当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必须把社会的因素引入到科技活动中,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科技活动中来,使得科技的发展受到更多社会因素的约束,这样价值中立论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科技发展才会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2)围绕DDT展开的长期争论背后,隐藏着一个特殊的群体:科学家。随着大学的科研活动不断渗入到经济领域,科学家也拥有了多重社会身份,他们既可以是企业家,也可以是政府官员,拥有更多的社会权力和影响力。当科学由“小科学”向“大科学”转变,科学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产生紧密联系,科学不再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研究,开始更加关注科技的经济效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开始凸显[10]。DDT的负面效应在客观上警示人类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技术发展的负面后果,要求科学家必须承担起一定的社会和伦理责任。科学活动在“求真”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到社会后果,尤其对于技术而言,只有实现“求真”和“求善”的对立统一,科技才能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过渡.技术社会学初探[J].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1).
[2]蔡如鹏.DDT归来[J].中国新闻周刊2006,(47).
[3]周敬国.DDT:功过铭刻在历史墓碑上[J].科学24小时,2007,(1).
[4]张先翼.来自DDT的威胁[J].世界科学,1995,(4).
[5]Thomas A.Easton.Taking Sides: Clashing Views in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M].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2007.
[6]吕之品.DDT的自我辩白[J].大科技(科学之谜),2010,(3).
[7]陈凡.论技术的社会化——对技术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2,(5).
[8]杨雄雄.难禁的DDT[J].百科知识,2005,(13).
[9]肖峰.中国技术发展的社会评价问题[J].科学管理研究,2002,(3).
[10]贾向桐,张立静.论大科学时代科学家的社会责任[J].求实,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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