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7-17 14:09:51 点击: 次
[摘要]伯顿·克拉克认为学科是高等教育系统的“第一原理”。但他的理论没有充分重视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时此,本文基于斯坦福大学的多学科项目论证了这是他所忽视的领域。斯坦福行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面临的合法性等问题。
[关键词]高等教育系统 斯坦福大学 多学科 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8)02-0012-05
[作者简介]王福友,上海大学高教所讲师(上海 200444)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对高等教育系统从组织的视角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选定了工作、信念、权力三个要素展开探讨。笔者曾就其关于信念的研究中所忽视的学术组织中的信任问题进行过思考,并发表了相关的成果。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他关于“工作”这一要素的研究中所忽视的地方。学科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工作”中具有核心地位,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它开展。从知识发展史来看,人类早期的知识形态是以综合的形式存在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人类的知识分化进程加快,而且在现代社会中知识的分化程度更加深化。虽然人们无法阻止知识的分化,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知识同时也在不断地综合。大学的工作组织方式也因此而出现了新的变化。
斯坦福大学这所著名的百年老校以其为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的贡献而著称于世。在它的辉煌历史上,为人们所熟知的是斯坦福人成功地将大学与工业生产联系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硅谷”现世纪之交的斯坦福校园中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多学科教学与研究”(Muhi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Research)行动。斯坦福大学所开展的这一战略性行动不仅在首创精神,而且在行动的深度与广度上都具有引领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作用。斯坦福大学的多学科教学与研究行动所蕴含的理论内涵和意义未能在克拉克的研究中体现出来,是一个被他忽视的领域。本文尝试基于斯坦福大学的多学科教学研究实践在克拉克忽视的角落对学术组织的工作进行再认识。
一、超越伯顿·克拉克的第一原理
克拉克对学科的重要性有独到的见解。他说:“正是学科组织方式使得高等教育表现出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所不太具有的超越时间和空间及国际性的特点。“高等教育必须以学科为中心,但它同时必须聚集于事业单位。”学科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克拉克说它构成了“第一原理”,知识的专业化是“构成其他一切的基石”。
虽然关于学科的认识构成了克拉克阐述高等教育系统理论的基础,但他对学科之间的关系所衍生出来的学术活动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实际上,“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往往发生在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所称的‘相邻学科的交叉地带”。虽然学科的力量还依然强大并影响着学者的生活,但博耶(Ernest L.Boyer)还是相信:“学科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学者的认知图式也在发生变化,当今学术界的某些最激动人心的研究工作发生在像心理语言学、生物工程学这样的交叉学科领域。”可以说,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在学科一统天下的地盘上打下了深深的楔子,使得学科这个学术工作的基石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裂痕。
从现有的关于大学这一行动的描述材料来看,人们用了多种术语来表示这一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crossdisciplinary、muhidisciplinary、interdis-ciplinary、transdisciplinary。这几种术语在翻译成汉语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其中我国学者姜智芹在翻译美国学者朱丽·汤普森·克莱恩(Julie Thompson Klein)的著作Crossing Boundaries:Knowledge,Disciplinarities and Interdisciplinari-ties时,将interdisciplinary翻译成“学科互涉”,而曾国屏等人在翻译英国学者约翰·齐曼(John Ziman)的著作Real Science:What it is,What it means时,将interdisciplinary翻译成“学科际性”。从上面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译法来看,虽然interdisciplinary似乎比crossdisciplinary、multi-di sciplinary、transdisciplinary更深一层,但不论“学科互涉”还是“学科际性”都有点含糊,并不能使人们十分清楚地理解其中的含义。因此,本文倾向于根据不同的语境译为“多学科”或“跨学科”(的)。实际上,这与斯坦福大学多学科教学与研究的网站上所用的术语是比较吻合的。该网站上所用的材料中许多情况下是上述几种术语的混合运用,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区别。为研究的方便,本文也赞同这种做法,不应局限于对上述几种术语的语义性辨析,而忽视了它们的语用性意义和这种现象本身的实质意义。
研究这一现象必须找到它之所以能够在学科这个基石中打人楔子的原因。跨学科研究的出现从本源性动力方面来说,是知识不断增长与发展的结果。学者天然的“闲暇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尽管不是学者中的全部)为了知识而知识,在自由地探求学问时不可避免地会突破原来专业领域的界限。这是知识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每一个专业都要跨越自己的专业界线进入目前尚未标界的领域才能不断进步”。从学术系统的组织结构来看,“在学术界,工作等级是极为平坦的,联合方式也相当松散。一个大学类型的组织里,在操作层次上存在着许多松散结合、并排而列的专门化细胞”。同时,学术系统还是由学科和院校纵横交错编织而成的矩阵形组织结构。通过众多的学科与院校的交叉点,学科之间、学者之间就可以灵活且便利地进行思想碰撞,开展合作行动。可以说,松散、开放的组织结构为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提供独特的组织条件。从高等教育系统的主要特征来看,“广阔的知识领域是高等教育机构和系统的一个独特和主要的特征”,这一组织特征为大学内部人员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合作提供其他社会部门所不具有的优越的知识基础。
从外部力量来看,社会变革的速度加快,事物的复杂性增加,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单一力量所能解决的,因而迫切需要多种力量合作处理人类生存与发展方面的难题,如威胁人类的重大疾病就需要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攻克。如同克莱恩所说:“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里,解决问题和处理复杂性所需要的整合技巧,对学科互涉来说是比知识统一更有力的保证。”由此可见,人类面临着日益复杂化的环境,人类解决复杂性问题以保障自身
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的外在推动力。
上述因素说明了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在理论上的可行性,在实践中,可以说,这种行动在学术组织的工作中已经具有了久远的历史。克莱恩指出了它的历史进程。“‘学科互涉研究’(IDS)这一标签应用于多种教育项目,其历史先例从古典时代柏拉图的学园模式,到19世纪都有。柏拉图的学园模式中蕴含着学科互涉,19世纪威廉·冯·洪堡创立柏林大学时提出的整合教育理念中同样含有学科互涉的成分。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最早的学科互涉项目与20世纪开放时代的普通教育运动相关。20世纪30-40年代,基础课运动促进了学校里的整合研究,地区研究和美国研究这两个领域被视为学科互涉研究出现的标志。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这一时期新的知识领域伴随着新项目、综合大学里面的专科学院和依据学科互涉原则建立的大学的出现,而出现了。”
“20世纪80年代,学科互涉在科学技术中获得高度认可。美国经济的滑坡强化了促进知识与发明在学科、产业、政府边界之间流动的需求。经济压力以及科学研究的当前趋势,使学科互涉与竞争成为国内科技政策争论的新的关键词,它们得到国会、联邦政府执行部门、基金署和咨询机构的认可。”事实上,学科互涉研究是如此家喻户晓,以至于路德维格·哈伯最近给美国起了一个外号:“学科互涉研究的黄金国度”。正是从那时到现在的几十年来,斯坦福大学强化了多学科教学与研究,并成为这种行动中的典型代表。它值得学术界进行深入的探讨,从中人们可以提出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思想与行动策略。
二、作为典范的斯坦福大学多学科教学与研究行动
斯坦福大学这所仅有七个学院的世界一流大学在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许多知识领域引领学术的发展方向,并不断开拓新的未知领域。它的七个学院可以说都是世界一流的,在引领知识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斯坦福大学还一直重视并利用多学科教学与研究探索新知识,解决新问题。在其为这一行动设立的专门网站上,它向世人表明了斯坦福人的这种持续的努力。“自从建校以来,斯坦福大学就是在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之间促进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y)合作的先锋,在所有领域产生了革新性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成果。”通过其专门的网站,斯坦福大学将各个学院、部门、机构与多学科教学与研究行动联系起来,并向外界展示相关活动的内容、成就与发展动向。
斯坦福大学的这一行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为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培养生活在复杂社会中的领导者,斯坦福大学进行了四个多学科的首创性行动(multidisciplinary initiatives)。这些首创性行动打破了传统的学术边界,建立了专家之间的合作团队,试图阐明社会面临的主要难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推进知识的进步。根据对时代处境和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斯坦福大学确定的四个多学科的首创性行动是:(1)关于人类健康的首创性行动;(2)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首创性行动;(3)国际化的首创性行动(the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4)关于艺术的首创性行动:衔接艺术与创造性(the Arts Initiative:Engaging the Arts and Creativity)。对于上述四个首创性行动,斯坦福大学在其专门的网站上就每个行动开展的背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行动的目标和内容、资金保障、合作成员机构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每一个行动的这些构成部分都值得作为一个主题进行全面的研究。但限于篇幅,本文只选择其中的一个而且是仅仅简要地概述行动的要点。
以“国际化的首创性行动”为例,斯坦福大学深刻洞察到近几十年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的国际与地区局势的变化。美国这一超级大国并不能单独提供稳定的国际秩序,其他政府也不能控制与个体联结在一起的思想、资金、疾病和暴力的流动。这些变化都是根本性的。为此,斯坦福大学认识到需要在校园里面的所有学科和教师的新的层次的合作,才能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知识,培养新的领导者。他们还认为,进行这样的合作,使之成为一个原则而不是例外构成了大学如何进行教学与研究的历史性的转变。斯坦福大学的这一首创性行动联结了学校的七个世界一流学院,并开展了与国际机构与人员的合作。2005年,这一行动集合了16个机构的力量致力于三个主题的探索。它们分别是:(1)寻求国际性安全;(2)提高地方、国家和国际性的治理;(3)在个体层次促进人的安康(human well-being)。多学科、跨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力量通过这一行动展示了在解决人类生存难题中的重要性。斯坦福大学的这一首创性行动为世界解决国际性问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思想和行动策略。
2.为推进和强化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斯坦福大学在2005年秋季发表了第’一期专门旨在介绍这方面实践的刊物《相互作用》(INTERACTION)。到目前,已经有四期公开发行。每一期都针对前一段时期斯坦福所进行的多学科、跨学科教学与研究行动进行详细的总结与评价;对每一项目的历史起源、发展动向和行动内容等各方面都向外界提供丰富的说明材料。除此之外,斯坦福大学通过行动的网站及时向学校各学院、机构及师生通报最新的行动信息。这样使整个大学都密切关注、积极参与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从相关材料看,斯坦福大学的这些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斯坦福大学的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不仅表现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合作解决社会重大问题上,还表现在开展跨学科的学位项目。通过学位项目,斯坦福大学旨在培养具有跨学科合作意识的本科生、研究生。这些新一代多学科、跨学科行动的实践者对推进已有行动和新的跨学科行动具有重要作用。所开展的多学科、跨学科学位项目有:(1)研究生跨学科项目(Graduate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2)医学院跨学科学位项目(Medical School In-terdisciplinary Degree Programs);(3)本科生跨学科学位项目。虽然这些学位项目在斯坦福大学和整个美国大学中都不多,但它表明了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的可能性发展方向。
上述首创性行动和各种多学科、跨学科的项目使斯坦福大学在全美大学中占据了领头羊的地位。在《相互作用》的第一期中,斯坦福大学自豪地表明了其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实践在同行中的地位。“不用说它的悠久历史和精神,就是斯坦福项目的全面的跨学科范围也是独一无二的。”0确
实如此,斯坦福大学所进行的这些行动足以说明它的国际视野与广阔的全球胸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坦福人致力于追求世界一流水平的教学与研究的卓越品质和为国家乃至世界人民谋求福祉的自觉使命。当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至少在视野方面应有这样的内在精神。
三、斯坦福行动的启示与发展中的问题
斯坦福大学的多学科教学与研究实践首先具有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意义。虽然这一实践在斯坦福和其他大学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实际的运作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人们在描述这样的行动时所用的英文术语比较混乱,对于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后学科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用语,还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可以说,上述术语的混乱是人们在实践中存在误区或产生问题的重要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这些含混不清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人们进行富有哲学意义的思考。正如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所言:“教育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基础之日。”从前文所述关于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实践出现的原因来看,斯坦福行动的产生既有认识论的基础又有政治论方面的条件。学术界应当注意防止在描述这一行动时用混杂的术语,并努力探明行动的本质,用合理而又准确的专业词汇概括行动本身及其理论含义。
可以说,这一实践能够表明它是高等教育系统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克拉克在关于学术组织的理论研究中忽视了或者说没能充分重视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大学领导者需要深刻理解当代知识变革对学术组织的运作方式和学者的工作方式的影响,自觉为多学科教学与研究活动开创合理、合法性的空间。布鲁贝克写道:“毫无疑问,在跨学科的时代里,阻挠学者涉足他们自己的专业之外的学术领域,那真是见识短浅。”
克莱恩坚信:“边界跨越已经成为知识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外围事件,教与学、研究与学术以及服务工作,不再简单地是学科内部与学科外部的问题,学科互涉问题既在学科之内,也在学科之外。”结合这一研究发现和斯坦福大学的实践,本文可以逻辑地推出,克拉克关于高等教育系统的三个组织要素的认识需要学术界重新思考。因为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实践的冲击在今后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强度和深度。它们影响到学术组织的传统的工作开展方式(如影响系科组织方式的效率)、信念的形成与守护(如可能影响学者对本学科的忠诚程度)、权力的分配与运作,虽不至于解构克拉克提出的传统组织要素,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和高等教育实践层面的管理者都不能忽视多学科、跨学科行动存在的意义。
其次,从实践意义上来看,斯坦福行动给大学的教学与研究的运作方式带来许多启示。一是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撑。为推进新世纪斯坦福的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斯坦福人在校长约翰·亨奈西(John Hennessy)的领导下正在进行“斯坦福挑战”(the Stanford Challenge)行动,开展为期五年的筹资运动,以期募集资金43亿美元。这是斯坦福在新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经济保障。可以说,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是难以保障如此大规划的多学科教学与研究行动的。二是大学自身的学科力量应当具备雄厚的实力。只有具备了具有相当宽度与深度的院系学科,才有可能进行实质性的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斯坦福大学之所以能在这方面起带头羊的作用,是与其具有七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学院分不开的。因而,我国大学在进行这方面行动时不能盲目学习,一哄而上,只能是具有相当科研水平的高水平大学可尝试进行这方面的行动。与之相应的是,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不能以牺牲学科的优势为代价。三是要取得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的实效,就应当在大学的物理环境布局等方面提供便利的条件。这也为现代大学建筑设计师们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虽然斯坦福行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它所代表的这一现象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还面临着许多问题。一是这一行动与学科力量之间的对比消长关系并不明确,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学科的地位。“学科并没有失去其生成新知识的能力,而且与此同时,其他力量受到新需求、新利益、新技术的推动,催生出新的课题及看待旧课题的新方法。”克莱恩也承认:“任何一门学科都不会完全融入另一门学科。”因而,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还需要时间证明自身的优势与必要性。二是由于现代学术奖励制度是依据传统的系科体系而制定的,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在这种体系下难以受到应有的公正待遇。像我国目前的课题申请体系就是如此,它尚没有重视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因而,这一行动本身必须努力争取改变现行的奖励体系,以为进一步发展获得有利的外部环境。三是目前的多学科、跨学科教学与研究行动没有进行制度化建设。虽然斯坦福行动中有部分项目是进行学位培养的行动,但多数行动是没有授予学位的权力的。因而,在没有全面的、周密的学术制度建设的情况下,多学科、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行动不得不面对合法性危机的挑战。
一百多年前,哈佛大学的选修制给它带来了无限生机并因此而对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斯坦福大学所进行的多学科教学与研究行动也必将对高等教育组织系统的运作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许,斯坦福人的实践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像哈佛的选修制一样影响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斯坦福行动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学科这一学术组织的基石上繁荣兴旺,就必须解决自身存在的上述问题。这又是一个需要学术界和高等教育实践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王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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