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0-08-26 16:36:33 点击: 次
标语变迁折射政府理念嬗变
“地球妈妈太累了,再也擎不起太多的孩子 ”,2007 年 9 月 30
日之后,类似这样文明现代的标语将取代过去粗鲁蛮横的计划生育
标语,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8 月 2
日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消息, “一环二扎三罚 ”之类态度强硬冷漠甚至
含有恐吓意味的计生标语口号,将被人口计生部门全面清理,同时,
国家人口计生委还推出 190 条新版标语,供全国各地使用。
对于中国的百姓来说,各式各样的标语已经成为再熟悉不过的事物之一,以至于国外一些学者建议说, “标语 ”应该和 “长城 ”、“熊
猫”、“孔子 ”一样,列为代表中国的符号。
中国式标语
从历史渊源上看,这种在宣传中注重标语功能的强烈偏好,在
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人早年的习惯做法。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年代,毛泽东曾主持过红军的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就特别
强调说, “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 ”。因此,这一时
期常常是 “兵马未动,标语先行 ”,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建国之
后,标语宣传在党政工作中的地位,更是得到了一如既往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党政工作标语中,权力支
配的意蕴逐渐凸显。其中的很多标语,往往透露出指示甚至强制人
们行为方式的意图,并且其语气也逐渐转向强硬的训诫。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很大一部分标语是以命令甚至威胁的语气出现,所表述
的多是一种禁止性的规范,例如 “放火烧山,牢底坐穿 ”之类的标语,
甚至于今天还时有所见。
应该说,这些训诫式的标语,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建国之后
直至 1980 年代,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善建立。当时在许多细
节工作上,往往都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制。而执掌国家政
权,又必须通过一定的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引导。在这种情况下,
对政策的依赖性甚是明显。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策因素在政府的管理活动中,实际
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于有时还替代了法律的角色。这是
因为,与法律的稳定性相比,政策无论是制定还是实施,都更加具
有灵活性。它可以较少制约地满足变动情势的治理需要,其中存在
着较大的操作空间,故而为政府官员所喜好。在落实中央政策时,
地方政府常常会基于自己的再理解,拟订出诸多 “土政策 ”付诸实施。
党政部门在开展工作时,也常常是试图借助 “土政策 ”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这一时期的政府工作,注重的是对人民群众的 “治”理,强调通
过训诫的方式建立权力的强力支配。作为政策宣传重要手段的标语,
自然也就容易成为传达各类训诫性行为规范的渠道。这些有着明显
权力训诫寓意的标语,还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它们与正式的法律
法规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部分。但是,不容忽视
的是这背后,所透露出的是片面强调权力威严的 “人治 ”理念。
标语下的权力之手
这些命令甚至强制式的标语,通常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指
示着某种行为。这种风格,一方面可以突出政府的至高权威,在很
多情况下,它的确可以使人民群众对权力行使者感到敬畏;但另一
方面,也同样可能会对政府的公共形象造成严重的伤害。这是因为,
包含 “严禁 ”、“不准 ”之类强硬词语的训诫性标语,片面地强调了政
府权力对人民群众的强力支配和硬性引导, “治人 ”的意味非常浓厚,
常常显得太过严厉而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故而容易导致群众在情
感上的排斥与疏离,最终有损政府亲和力。
中国今天的绝大部分标语,都是出自公权力部门之手。革命年
代那种极度倚重标语宣传的工作方法,直至今日仍然在某些地方的党政工作中被奉为典范,但是时代走到今天,继续使用粗暴而强硬
的标语,已经显得有些落伍。
今天对标语的某些运用,往往还显得过度表面化,甚至于有些
是以迎合权力为目的。这非但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造成有
限资金的无端浪费。曾有学者实地统计过计划生育标语的空间分布,
结果发现,计划生育标语的实际发布点,并非是广大育龄夫妇经常
聚集活动的村庄中心,反而绝大多数是发布在村子外围的村级公路
两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某种程度上,是标语发布者真正预设
的受众,并非广大的村民,而是少数的上级领导,因为将标语发布
在村级公路两旁,更容易为偶尔下乡检查工作的领导所见到。
因为在一些地方,标语的多少被作为工作考核的内容之一。久
之,就成为一种导向:没有标语,就意味着工作还不到位,而有了
标语,就显示了决心与成效。在这些地方,标语无形中充当了政府
工作业绩的象征。
服务型政府的标语理念
变化着的话语实践是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包括标
语在内的各种话语实践业已发生改变。如同国家人口与计生委所做
的那样,标语的语气,已经逐渐由冷漠强硬转向温情可亲,其内容
也由命令禁止转向倡导为主。
这种标语变化背后蕴涵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
“服务型政府 ”在逐渐得到重视并开始确立。它表明,政府已经开始
摈弃旧有的硬性管理模式,不再将行政事务仅仅视为传统的 “牧民之
术 ”,转而塑造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施政文化,在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
同时,追求人性的关怀,注重以善意劝导的方式谨慎地行使权力,
以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安宁。它更多是以公仆的角色给群众以温情建
议,而不是如严厉家长那样直接训诫。与先前那种适得其反的训诫
型标语相比,如今的这种改变,将有助于培养政府的亲和形象,从
而在人民群众的内心中更为牢固地建立权威认同。
通过标语展现的种种变化,也表明在法制完善的过程中,政府
已经注意到政策与法律的应有分野。标语传导的信息,以往常常是
地方 “土政策 ”对上级政策的再次理解,缺乏一致的内涵,因而容易
给人以政出多门的形象,甚至还可能与法律、法规相悖。通过部分
标语展示的那些实与法律有所出入的 “土政策 ”,也许可以在一时一
地获得些许成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对法律权威的严重危害,
因为现代社会的治理,本质上必须依赖于统一法制的实施。而以法
律为依据对标语予以规范,则可以在保证其合法性的前提下,促成
其内涵的统一。对于中国法治进程而言,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就未来的宣传工作而言,标语仍然会被大量地使用。这不能仅
仅归因于施政者的工作习惯,最根本的还在于借助标语宣传,的确
可以起到不错的社会效果。因此,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并不是标语
宣传的形式应不应该废除的问题,而是去思考如何在法治社会的背
景下推行标语的革新,包括其背后隐藏的施政理念转变。在所有关
于标语革新的反思之中,最关键的也许是必须注意转变 “标语崇拜 ”
的旧有观念。这意味着,体现公共权力的各类标语,并不应该过多
地侵入社会空间,在某些事项上,标语的运用必须有所节制,而不
是一味地在所有工作中普遍推行。
此外,从某种程度上说,标语只是代表着政府的一种公共姿态,
这种姿态,在有些时候,甚至很可能会因为权力的炫耀心理而流于
形式。如果片面地注重标语,反而是本末倒置。何况,很多政治类
标语,往往会因为时间的关系较快地丧失时效。最为重要的,乃是
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切实地身体力行,告别一味的权力训诫,在依循
法治轨迹的同时,去构建服务型施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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