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8-12 08:16:23 点击: 次
摘要:科学研究中的R&D模式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其中基础研究又分为纯基础研究(有时也称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在体育科学研究中人们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的理解仍有困惑;并存在着基础研究非常薄弱,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比例失调等问题,其中主要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应用开发缺乏动力。今后体育科学研究中R&D模式应注重的问题是:1)基础研究要以高校为基地,加大投入,进行创新性研究,并不断从母学科和相关领域吸纳基础研究的成果;2)应用基础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集中优势、重点突破,并加强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衔接;3)建立合理的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和奖励制度;4)加强体育科学研究的宏观调控。
关键词:体育科学研究;R&D模式;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3612(2006)11-1441-06
1 R&D模式的概念、构成及其关系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活动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其中,基础研究又可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两类;而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又常被归为一类,以“应用研究”来统称。
基础研究是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其成果以科学论文和科学著作为主要形式。
应用研究是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或目标。应用研究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其成果形式以科学论文、专著、原理模型或发明专利为主。
试验发展是指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各项作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其成果形式主要是专利、专有技术、具有新产品基本特征的产品原型或具有新装置基本特征的原始样机等。
在社会科学领域,试验发展是指把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获得的知识转变成可以实施的计划(包括为进行检验和评估实施示范项目)的过程。人文科学领域没有对应的试验发展活动。
1.1布什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理论 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OSRD)局长万尼尔·布什发表了《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研究报告,布什在报告中阐述了基础研究同经济发展的关系。布什指出,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基础研究成果通过应用与发展研究的中间环节,转变为满足社会经济、军事医疗等需要的技术发明。“一个在基础科学知识上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国家,它的工业进步将是缓慢的,它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将是虚弱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某些高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商业化产品,基础研究逐渐从专注于创造新知识的“生产导向”向“生产导向”和“扩散导向”并重转化。这种转化使国家之间的竞争开始前移到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国家成为基础研究的投资主体。世界各国在越来越把科学技术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的同时,都强调要求基础研究活动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利益,追求创新保证其在科学前沿的领先地位。
布什强调,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基础研究应当从过早地考虑实用价值的短视目标中解放出来,然后通过应用与发展研究的中间环节,转变为满足社会经济、军事、医疗等需要的技术发明。这种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延伸的过程便是广为接受的科学研究的“线性模型”。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生产经营
在这个线性序列中,布什认为,基础研究影响着实际应用的过程,能避免无谓的劳动,使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能快速、高效、经济地实现其目标;应用研究着重考虑已有知识的加工和运用,其目标是将可能变成现实,论证科研或工程开发的可行性,探索通向实际应用的合适途径与方法;开发是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变成实用的材料、装备、系统、方法和工艺的过程;而生产经营则将最终各种形式的成果转化为新商品。布什的这种科学研究的线性概念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科学政策的战略目标。
1.2巴斯德象限 科学发展历程表明,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完全割离的观点和单向度的科学研究的线性模式,有可能是不全面的。科学史上充满了以认识为目标的基础研究和以应用为目标的基础研究,微生物学、免疫学、物理化学和固体物理等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都是以应用为目标的基础研究的典型案例。
90年代,《科学美国人》杂志的撰稿人司托克斯(E.Stokes)在担任美国科学基金会的顾问委员期间,通过对整个科技史研究,提出了科学研究的二维象限模式,如图1。
第Ⅰ象限指单纯由求知欲引导而不考虑应用目标的纯基础研究,以原子物理学家玻尔为代表,代表了自然哲学家们的纯研究思想。第Ⅱ象限指既寻求知识又考虑应用目标的基础研究,一般被称为应用基础研究,以生物学家巴斯德为代表。第Ⅲ象限指并不以求知和实用为目标的一般性技能训练与经验整理,重在提高研究者的研究技能。第Ⅳ象限指只由实用目标引导而不追求科学解释的研究,即应用研究,以发明家爱迪生的研究为代表。
巴斯德在研究微生物的基础上,形成了疾病细菌理论,建立了微生物学,同时也得到了明显的实用效果。巴斯德的研究经历充分表明,认识目标和应用目标如同一个硬币的正反面一样,是可以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许多大商业公司对基础科学产生了兴趣,它们设置或加强了基础研究实验室,日立、东芝、佳能、NEC以及其他一些公司,都强调资助那些预计不能以某种方式立即应用的研究。这些日本公司对基础科学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是致力于巴斯德象限的研究,而不是波尔象限的研究,而正是这种投资使日本公司在增强竞争力的同时,其科学实力也得到提高。近几年,日本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数目的不断增加,表明日本不仅仅是技术强国,同时也是科学强国。因此科学、清楚地认识纯基础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的特性将对国家的基础研究规划和投资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1.3我国R&D经费投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科学研究中,R&D经费总投入决定了国家的科学研究水平和综合国力。世界上发达国家的R&D经费投入均保持在较高水平。我国2003年的R&D经费支出总额达到186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6位。美国和日本分别以2 846亿美元和1353亿美元的R&D经费支出额高居世界第1和第2位。从增长速度来看,1993-2003的10年间,我国的R&D经费支出额以年均
15.8%的速度增长,增速在38个国家中处第1位。这使我国的R&D经费支出总额从1993年世界第14位上升到2003年的世界第6位。我国R&D经费占世界的比重继续上升,在世界研发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增强。2003年,我国R&D经费支出额占38个国家R&D经费支出总额的2.6%;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韩国分别占39.6%、18.8%、8.5%、5.4%、4.7%、2.3%和2.2%。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作用,相互支持。不但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提供创新成果,而且应用研究向基础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模型。因此,对R&D模式的投入总额和比例对科学研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政策引导作用。我国2002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与开发经费支出的比例为1:3:13;美国2000年为1:l:3,法国1999年为1:1:2,日本1999年为1:2:5。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两类活动的投入仍比例偏低。今后应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活动的经费投入。
2体育科学研究中R&D模式的现状
2.1体育科学研究中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认识 在体育科学研究领域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池建(1997)认为体育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研究是发现和研究体育运动中的基本规律、发展体育科学理论、提示各种体育现象之间的联系为主要目的的研究。应用研究是指为特定的应用目的进行的研究,任务是解决体育实践中的问题。在当前体育事业发展中,就要紧密围绕着“两个计划”制定的目标,组织研究力量、确定研究方面、制定研究课题,选择具有一定优势、对科技进步和学校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课题进行研究。开发研究又称推广研究,是对体育科研成果做进一步的验证和推广,它的主要任务不是探求新知识,而是利用已有理论和原则促进新科技的应用、新产品的生产。
钱金华等(1999)将体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性研究定义为:以运动员、体育健身者或某些慢性病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探讨不同运动专项训练和不同锻炼方式以及不同运动处方的医学效应与规律,统称为应用性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定义为:是指对体育运动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无法在运动员和体育健身者身上直接试验,而必须使用动物模型进行实验或者用尸体标本进行测试研究的,均列入应用基础研究。但他们所定义的基础研究并不能认为是纯基础研究,而是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这种把实验对象作为划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罗超毅(1990)认为体育科研系统中的基础研究与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大系统的基础研究,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不同,它所研究的内容大致相当于整个科学技术系统中应用基础研究的层次。总体上看,体育科研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因此,这也决定了体育科研工作应牢牢把握住其“面向”体育运动实践的方向。他认为体育科学与整个科学技术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育科研虽然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但其本身同样存在着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内在结构。如果不进行具体分析,一概认为体育科研只有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不仅会在制定计划、分配投资时比例失调,而且由于忽视了基础研究工作,势必影响体育科研的后劲。
2.2体育科学研究中R&D模式的现状
2.2.1 基础研究非常薄弱 体育的基础研究通常指那些对体育运动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性研究工作,它所探索的是体育运动的基本规律,对体育科学、技术和知识具有创造性的发现,使体育科研领域有新的发展。目前我国的体育基础性研究课题大都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博士点基金等。即使在这些课题中大多数课题仍然具有应用性基础研究课题的属性,纯基础研究课题很少。
目前体育科研主要集中在应用研究和科技服务上,基础研究与开发研究十分薄弱,有些重大问题的创新性研究基本没有开展起来,这是造成科技实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体育科研领域,能量代谢、快肌与慢肌、乳酸代谢、超量恢复等理论的发现和突破,都有力地推动了竞技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飞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基因技术、材料技术的研究开发都是目前体育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而我们由于在认识、人才、经费、设备方面的局限,基本没有开展起来。
2.2.2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失调 体育的应用研究通常指那些把现代科学技术的某些成果,尤其是体育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体育运动实践中,使体育的基础理论与运动实践相结合,发展新知识、创造新技术、提出新方法,有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体育的开发研究一般是指那些把应用研究的成果,尤其是那些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应用研究成果进一步开发、推广、应用。将体育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实际应用,为体育运动实践服务。
在发达国家,基础(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一般保持1:2的比例关系,近几年来运动医学研究领域基础与应用的比例为2:3甚至1:1。其中主要原因有:一是我国有些运动医学研究者在选题上只考虑自身的目的与课题的纯学术价值,而对在运动实践中的意义与客观需求较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二是近几年来在科研管理上缺乏必要的宏观指导与调控,因而造成当前运动医学研究的无序状态。
2.2.3科学研究脱离运动实践现象有所扭转 科研与训练工作脱离的现象曾经较为严重,就是人们俗称的训练、科研两张皮,各自为政。有一定实践经验和成就的教练员,把自己多年的经验认为就是科学,这是一种以偏代全的倾向。一种好的训练方法和手段,如果不能把它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加以概括和升华,那它就很难验证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今天能成功并不意味着明天还能取胜,在这个人身上的效果,并不能反映在他人身上也有效果。在从事运动训练对竞技体育科技攻关、科技服务中,如果不密切结合运动训练实践的需要,科研成果不经过运动实践的检验,虽然测了一大堆数据,但运动实践到底需要不需要,需要的程度有多大一概不知,这样的科研工作怎么能得到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这样的科研人员怎能受欢迎?
体育科技进步对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率曾经较低。据上海体院等单位的一项研究成果分析,1991-1996年期问我国体育科技进步对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率为21.74%。另据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等单位的问卷调查结果,科研人员、医生和管理人员对奥运会、全运会成绩的贡献率约在23%左右,运动员、教练员贡献率约为77%左右。
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体育科技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入,在运动训练与科研相结合问题上也有了较大的进步。近两届奥运会很多项目上奖牌的突破都与科研人员的攻关密不可分。在近几届的奥运会备战活动中,国家体育总局组织了大量各个专项的科技攻关课题。北京体育大学在皮划艇千岛湖基地、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和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成立了研究生工作站,深入运动队,提高了科技攻关服务的组织
化程度。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研究与运动实践的结合,但科研与训练的结合仍将是以后工作的重点。现在很多体育发达国家都成立了大型综合性的体育科研中心,结合运动训练实际进行运动员机能测试及进行运动员训练后恢复,而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2.2.4国家对体育学科研究资助较少 体育科技经费投入受国家经济状况的制约,科技投入不足是我国体育科研机构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1993年德国科隆体育科研所从联邦政府获得的科研经费为1257万马克,合人民币7200万元;韩国体育科学研究院1994年获得的经费合人民币4051万元。相比之下,我们就少得可怜。为备战第27届奥运会,国家体育总局在科技方面的投入为1200万,但真正用于课题研究的仅300多万。
李建军分析了1999-2002年8 658篇论文,结果发现我国体育科学研究受基金资助比例较低,从产生的成果来看,平均受资助率只有12.43%(据发表的文章统计),表明我国的体育学科受资助的面不够广,自发从事研究而产生的成果占了绝大多数。也就是说,应体育需求而产生的体育科学研究成果数量过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水平研究的发展和体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进程。
2.2.5学科建设滞后 体育学由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组成。在这些学科中大多由相应的母学科冠以体育而形成。和母学科相比,体育学中的学科建设基础大都非常薄弱。体育学中的学科发展必须不断地从母学科中吸取营养,把母学科的一些基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引进到本学科中来。然而,在体育学领域大多数学科同自己的母学科联系较少,比较封闭,从而影响了学科的发展。
总之,我国体育科学研究表现为纯基础研究少、应用基础研究较多、应用研究较少、而开发研究更少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现象。由于体育科学研究是以生物学、医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母学科为基础,因此可以从相关的母学科中借取一部分纯基础研究成果,也因而出现大量的体育应用基础研究。但体育科学研究中对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重视不够,因而出现比例失调的现象。
3体育科学研究中R&D模式展望
3.1基础研究:加大投入、注重创新现代高技术的发展往往源于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基础研究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三个重要作用:作为高人力资源开发的一种手段;作为建设国家知识基础的一种手段,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表达,尊重知识、鼓励对新知识的探索。
基础研究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后盾,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也是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的摇篮。江泽民同志指出:“基础研究很重要,人类近现代文明进步史已充分证明,基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往往都会使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提高,对科学技术的创新、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经济文化的进步,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带动新兴产业群的崛起,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
刘鹏同志在全国体育科技工作会议、全国体育反兴奋剂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2005年7月13日)中强调: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我们应该有大的成就,应该有更多国际国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技术带头人,在世界体育科技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在若干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科学研究的整体布局中,大学具有重点学科和科研的整体优势,占有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将大学作为全国基础研究的执行主体,大学承担了全国主要的基础研究任务。北京体育大学、清华大学、苏州大学等具有体育学博士点的大学,各高校的体育研究中心等可以作为体育应用基础研究的基地,在全国体育基础研究经费的总量分配上,高校应达到与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平分秋色”的程度,使高校真正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两大主力军之一。
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是一项战略性、前瞻性投入。世界有名的研究型大学之所以能在国际上亨有很高的声誉,就在于它是基础研究的基地,能培养一批杰出的创新型人才,能提供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创新性成果,在知识创新中发挥源头作用。这也是我们努力发展的方向。
继续加大政府对体育科技的经费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通过经济和行政手段,多渠道、多层次筹集体育科研经费。积极争取信贷、匹配性资金、税收等政策性投入。以政策引导、政策激励等吸引社会各界投资体育科技应用开发研究。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以国家投入为主、社会和单位多渠道筹集资金、多层次投入的体系。
3.2应用基础研究:集中优势、重点突破 体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基础研究可以认为是体现在新的训练方法的研究、对运动训练中关键问题的探索解决等。
前国家体委在《关于全面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加速体育科技进步的意见》中提出,基础性研究(按照研究的性质应为应用基础研究,作者注)是要贯彻“有所赶,有所不赶的原则”,着重解决涉及全面的基础性重大问题,有选择地在部分领域努力攀登世界体育科技高峰。因此在基础研究(按照研究的性质应为应用基础研究,作者注)中,一定要注重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扩大高等体育院校在国内外的影响,克服和抑制在基础研究(按照研究的性质应为应用基础研究,作者注)中低水平重复现象的蔓延。
体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基础研究应根据我国现有的人力、设备和经费等实际情况,量力而行,重点突破,集中优势兵力解决运动训练中的关键问题。如运用高新技术探讨运动性疲劳产生机制、运动过程中的能量代谢、无损伤测定肌肉代谢、骨骼肌微损伤及适应、运动过程中肌细胞的血液供应、运动专项训练理论等,使研究成果既可以解决体育运动中的实际问题,又能在世界体育科学前沿占有一席之地。
3.3应用研究:理论联系实际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作用,相互支持。不但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提供创新成果,而且应用研究向基础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模型。加强应用与开发研究工作,是促进体育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加速科研与实践结合的一条切实可行的措施。
3.3.1 体育科研中的应用基础研究是技术开发的源泉 体育科学研究中不乏基础研究有效地促进应用研究及新的训练方法开发这种R&D模式的实例。如1924年Hill及其同事发表了关于最大摄氧量的专著以后,运动生理学界对人体运动过程中能量代谢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以及关于血乳酸指标在体育运动训练中的应用基础研究,为体能性项目运动成绩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Harman(1959)和McCord(1969)先后发现人体生理及病理过程中生成自由基并提出自由基学说。自由基生物医学理论和技术向运动医学的渗透也推动了运动医学的发展,使人们能从分子水平认识和研究如运动损伤、疲劳以及运动营养等重要的医学问题,进而提高了运动员的训练水平。这都证明了基础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良好衔接,即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
3.3.2竞技体育运动是体育科研成果转化的动力 刘鹏认为科研成果转化的源泉和动力就在于体育运动第一线的需要,特别是备战奥运第一线的需要。就像市场需要是产品研发的动力和源泉一样,体育科研也是如此。如果离开了体育运动第一线的需要,离开了夺金牌的需要,体育科研成果的转化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2008年奥运会上,我们的优势项目要巩固,潜优势项目要有大的突破。现在有些潜优势项目,我们有银牌、铜牌,就是屡屡与金牌擦肩而过。不能夺金的原因有多种,但缺乏必要的科技保障是重要原因。这涉及到很多运动医学、运动营养学、运动人体科学、乃至于体育器材所涉及到的力学、材料学、电子学等科研问题。所以,体育科研工作要急一线之所急,想一线之所想,在一线去寻找和发现课题,为一线解决实际问题,为夺金牌畅通科技瓶颈。一线的需要为体育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施展才能的舞台,为体育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体育科研要更多地面对体育工作的实际需要,特别是面对提高竞技水平、夺金牌的需要来实施科研工作。我们既要出很多高水平的论文,在顶尖的科研刊物上发表科研成果,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论文上,而是要争取更多的成果应用到体育工作实践中,应用科学要有大的发展,要有更多的科研成果的转化。
在应用研究中,一定要注重出结果,如果应用只是搞一篇论文,而忽略了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研究任务提出的设想中进行检验,在研究过程的一条完整的链条中失去了最后关键的一环,那么这种研究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因此在应用研究中重要的是出结果。
3.3.3加强竞技体育的应用研究创新潘云鹤认为,不但基础研究有前沿,应用研究也有前沿。基础研究的前沿是“发现”,应用研究的前沿是“发明”和创新。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灵魂,是体育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前,被国际体操联合会承认的体操创新动作数量为42个;60年代增长到96个(2.3倍);70年代的创新动作共402个(是60年代的4.2倍);80年代为711个(是前70年的1.3倍);90年代以来体操创新动作的增加依然是有增无减。我国乒乓球长盛不衰的经验之一在于技术创新。在世界乒坛14项发明中,中国有8项,占总数的53%;在23种打法创新中,中国有14项,占总数的60%。两项创新指标都高居世界首位。中国女排的崛起并创造“五连冠”的辉煌,靠的也是不断创新。在队伍管理、训练方法、技术战术等方面,都能根据自己的特点,博采众长,敢于创新,形成绝招,走出了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我国的体操、跳水、举重等许多项目都有各自的创造发明和创新经验。可以说,没有创新,我国的竞技体育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
3.3.4加大体育科普工作力度加强教练员的岗位培训,提高运动员、管理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转变思想观念,使其提高接受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加强教练员与科研人员之间相互沟通、了解和联系,这样才能加快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向开发应用方向的转化,使科学研究真正成为提高运动成绩的动力源泉。
3.4建立合理的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和奖励制度 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两类不同的基础研究,在进行绩效评估时,既要把握住基础研究的共同特征,又应该体现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独特性质。在进行绩效评估指标设置时,除了有测度基础研究的一些共同指标外,还应该有一些用于测度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独立指标。纯基础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在绩效评估时要注重其对科学界的影响,通常指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用成果命名、Nature论文和Science论文等指标来测度其独特性;应用基础研究能够解决重大技术问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用专利实施情况、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并解决关键技术、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并解决关键技术等指标来测度其独特性。
池建(1997)认为基础研究要出高水平、应用研究要有结果、开发研究要有效益。国家体委系统每年批准立项的基础性研究课题,很大一部分是由高等体育校承担的,它的效果不是短时期能见到,但又是促进学科进步、发展体育科技、培养科技人才、攀登体育科技高峰必不可少的。
“奥运争光计划”金牌攻关的需要,“全民健身计划”中市场需求,都为应用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原动力。而基础研究则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引导,利用合理的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和奖励制度来促进体育科学研究中基础研究的发展。如加强基础研究的资金、设备投入和建立完善的科技成果奖励制度。
3.5建立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统计制度并进行宏观调控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额是指统计年度内各执行单位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包括实际用于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活动的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产购建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支出。科技投入的微观结构体现为R&D系统内部3种研究类型投入或支出的比例关系。与国外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经费的比重太低。
从高校内部R&D三类研究经费的分配结构看,“九五”期间,全国高校共获得R&D经费271.9亿元,其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投入分别为47.9亿、157.7亿和66.4亿元,各占R&D总经费的17.6%、58.0%和24.4%。而1970-1995年间,美国大学的R&D经费总支出额为2726.2亿美元,其中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分别为1854.7亿、678.8亿和192.7亿美元,各占R&D总支出费用的68.0%、24.9%和7.1%。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校R&D经费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即便是过去一向重技术开发而轻基础研究的日本,其大学的R&D经费中基础研究经费也占到53%,而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经费分别只占38%和9%。
由于体育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建议建立体育科学研究投入的分类统计数据,进行体育科学的合理布局的研究,以加强科学研究的宏观指导管理。
4结束语
体育科学研究中的R&D模式中的基础研究应以巴斯德象限,即应用基础研究为主要发展方向。通过政策与投入的引导可以使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比例更趋合理,使体育科学研究既出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又可以为“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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