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9-03 08:55:08 点击: 次
近乎于“完全重新
装修”的工程
出于自责或是自豪,弗雷德·杰罗姆将遮蔽一个完整的“爱因斯坦”的始作俑者,像枚勋章似地颁给了美国人,他说,“当局试图重写历史”,视线显然在他的祖国。
不过,或许世界各地都参与了这场了不起的遮蔽——这么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不愿做成年人。人们其实应该可以想到,即便一个如爱因斯坦这样的伟人,也不可能对眼前的世界完全熟视无睹,何况这位物理学家活跃在20世纪那些世界政坛格局纷纭变幻的年代。鲜有人对爱因斯坦的政治面向有印象,可见这场“遮蔽”之成功:将爱因斯坦激进的政治立场从他的公众形象中抹去——他们将他描绘成一个慈眉善目的教授学者,时常心不在焉,因为在思考宇宙真理的大问题,人们愿意相信,“他的头脑漫游在高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层次里,总是沉浸在伟大思想里的他可没有时间思及人间忧患。”这种近乎于“完全重新装修”的工程,不但把握了当年的美国民众,它还远涉重洋,来到我们身边,涂抹了一切关于“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的材料。
活在云端的学者?
科学作家弗雷德·杰罗姆在收集“知名科学故事”的材料时,无意间获悉冷战时期联邦调查局曾为爱因斯坦设档,罗织了一些罪名,于是顺着这条线索去找这份档案。起初他认为这是一篇可以引起轰动的杂志头条,随着获得的档案资料逐渐深入,他发现这份有着明显“反爱因斯坦偏见”的调查局档案,也显现出爱因斯坦大体上不为公众所知的一面:他一生的政治面向,包括他对社会正义的当仁不让、他反对种族歧视的主张、他对麦卡锡主义的回应。
当《时代》将爱因斯坦选为“世纪风云人物”,各大主流媒体皆以头版报道之时,传媒对他的政治立场这个领域却完全略而不提。在1955年辞世之后,爱氏本人虽然成了偶像,但曾是重大新闻的他的反权威政治立场却成了非新闻。将爱因斯坦偶像化,已经让他从一个横眉竖目的社会评论者摇身成了一位不问世事、心不在焉、活在云端的学者。爱因斯坦是天才,是年轻人的偶像,如果这个天才同时也反战、反种族歧视、倾向社会主义,是绝对不为那拖着长长阴影的冷战思维所能接受,因此,在所有通过审核的历史版本当中,这些都被涂抹掉了。
1919年,广义相对论得到确凿证实,因战争而兵疲马困、求英雄若渴的世界,霎时发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接下来数年,爱因斯坦因光电效应研究得到诺贝尔奖(1921年),1933年10月定居于美国普林斯顿,度过了最后二十多年。《爱因斯坦档案》讲述的内容着重在这二十多年。可以看出,对于“流亡”美国,老科学家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起初他对美国政府当时的立场也有很多批评,但是那里的学术环境也吸引着他,纳粹上台的脚步越来越近,迫使他不得不做选择;当他对这个安身的国度产生价值观上的认同以后,在自己的研究之外,就开始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本能:对世界时局持续观察,不停思考。当他发现多数以科学名义提出的演讲邀请,观众常常渴望听到的是他的政治观点时,他越来越倾向于直接诉诸舆论,力促民间发起草根运动,视之为确保世界和平和公正的手段。这给了对其持续关注的调查局为他专门设档的充足理由。世人知道的,往往只是这位科学巨人“当年出于纳粹的迫害,移民美国”,可曾想到他在入美签证时不仅受到来自官方的意识形态审查,还受到“五月花号”名门之后的联合反对?又有谁会想到,这位最先提出先于纳粹研发原子武器的理论物理学伟人,会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长期受到美国社会右翼舆论的批评,更被调查局冠名“情报中转站”的莫须有罪名?那些年,爱因斯坦面对社会普遍的思潮,往往是以“一人敌一国”,一面是思想界的明星,一面是公众的普遍偏见和冷战思维,《爱因斯坦档案》里充满了时代的叹息。
爱因斯坦的最后十年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弗雷德·杰罗姆本人也出身于一个“问题家庭”,在本书序言中,他坦言自己的写作有倾向性,“当初我着手写这本书,心中并非一无成见。我是个现今所谓的‘包红色尿布的婴儿’,出生在一个本身也被调查局设了个厚档的家庭里。就在调查局建立爱因斯坦档案的那些年,我父亲……在‘史密斯法案’下被判刑,于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服刑三年。我记得,调查局特工穿戴着他们一式一样、一看即识的法兰绒灰西装和软呢帽,在纽约市的地铁站进进出出跟踪着我的家人、我的青少年朋友和我,有几回甚至跟着我去约会。”
弗雷德收录了大量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史料,几乎涵盖从二战到“麦卡锡主义”时期漫长的年月。所谓“麦卡锡主义”在麦卡锡本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前就诞生了,最早可以追溯到1946年甚至更早,几乎在二战胜利后脆弱的美苏结盟时,冷战已经先期开始。“麦卡锡主义”的核心人物也并非麦卡锡,而是本书的“男二号”胡佛和他的调查局。在那位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在历史中一闪而过时,胡佛那庞大的机构嫌弃的“红色恐怖”长久地影响了当时美国人的观念和生活。不幸的移民老科学家,在麦卡锡主义气焰最盛的时期,也迎来了自己命运的最黑暗时刻,成为遭人构陷的对象。当众多杰出的物理学家被剥夺了赴国外旅行的权利,他们之间也不被允许互相讨论专业,只是出于战时对敌方获取曼哈顿计划资料的恐惧——这样的侵权行为,和后来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那数不清的举发和控告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不停地向公众发言,并且接受社会恶意大于善意的反馈,甚至是孤立,伴随了爱因斯坦人生的最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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