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10-10 08:14:54 点击: 次
内容摘要 新媒体改变了社会生态,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民活动,而且,新媒体扩展了“冗余”作为技术名词的含义,正在创造以之为名的新文化。冗余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当用者和备用者之间的理解和宽容,在于当用状态和备用状态的相互促进,在于朱光潜先生所说的两种人生理想的和衷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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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鸣奋,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05)
对于以互联网、移动通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历史贡献,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评价。例如,我们可以着眼于经济,说它大大扩展了传媒业的规模、奠定了电子商务的基础、有利于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可以着眼于政治,说它拓宽了言路、创造了电子政务的平台、有利于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可以着眼于文化,说它开拓了赛伯空间、丰富了社会生活、实现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我们在做上述评价时,当年为新媒体鸣锣开道的数码先知或数码精英的相关论述可以作为参考,但这也可能束缚我们的思维,妨碍我们从新的角度作出自己的判断。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考察某些关于新媒体的社会刻板印象入手,分析新媒体如何造就冗余媒体,冗余媒体如何导向冗余社会以及冗余社会如何应用冗余认知等问题。
旧认识遮蔽新媒体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关于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某些社会刻板印象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例如,有人说互联网没有中心,我们知道它确实是分布式媒体,可是根服务器在美国、英国、瑞典和日本,联合国想要接管都没门;有人说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然而“人肉搜索”真的很厉害,想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只是一厢情愿(实际情况是:在网上“谁都知道你不是一条狗”);有人说互联网取消把关人,我们知道它的发表门槛比传统媒体低得多,不过信息过滤技术也发达得多,即使完全取消网络编辑,在线传播同样是有选择的;有人说互联网为用户提供高度自由的公共空间,我们知道它确实鼓励参与,但网络监控实在很严密,估计没有一个国家允许用户将赛伯世界当成无政府主义(更不要说信息恐怖主义)基地;有人说互联网是后现代语境的典范、后现代主义的技术支持或实践证明,我们知道它的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的流行一度几乎是同步的,但即使在西方学术界扬弃后现代主义、转向后后现代主义之际,互联网仍然在发展壮大。
上述社会刻板印象之所以形成,很大程度上归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新兴的互联网摇旗呐喊的厂商、媒体和学者的贡献。世界各国网络法制建设基本上是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在此之前网络空间没有专门适用的法律,被计算机黑客(还有部分艺术家)视为信息牛仔拓荒的“西部”,或者是法律鞭长莫及的电子边疆。美国艺术家巴劳还发表了《赛伯空间独立宣言》,表示拒绝现实政府管辖。[1]某些理论家想当然地以为这种状况会天长地久,正如相信后现代主义不会过时那样。他们欣喜地将后现代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引为互联网的同道,但忘记信息基础设施本来就是各国政府主导兴建的(即使是商业投资,也必须得到政府许可),也忘记自己在否定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时候制造了新的宏大叙事,即后现代主义崇拜、信息崇拜或网络崇拜。
从辩证发展的角度看,新媒体总要变成老媒体(可能有老成持重、老当益壮或老气横秋等多种含义),甚至是旧媒体。昔日的模拟媒体如此,今日的数码媒体亦然。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互联网已经不是草创期的状况了。它有法可依,依法管理。它的主要发展动力来自对商业利益的追逐,而不是早期的科研或军事需求。它如果还有“高丽风景线”的话,早已不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媒体艺术家自愿跨国合作,既无拜金主义又无政治隔阂的net.art,而是文化产业或传媒经济所需要的各种宣传。即使当年风头最健、批判性最强的网络黑客,似乎也将自己的荣光尘封于视之为机器时代人类救星的《黑客帝国》三部曲,在灰色产业链中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
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新媒体的历史贡献。没有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体,就没有我们今天相对宽松的媒体生态,没有我们可以享受或消费的各种在线服务,没有我们作为全球村居民的深切感受。其实,我们是着眼于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体的成长、成熟,从另一个角度肯定新媒体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并审视它所面临的矛盾。打个比方说,我们曾在赛伯空间中看到“信息荒漠”,如今却看到“信息都市”及与之相伴的“信息都市病”,这和现实空间中的城市化颇为类似,具备两面性。
新媒体造就冗余媒体
新媒体的历史影响还有一条罕见人道,亦即它造就冗余媒体,进而促成冗余社会。
“冗余”一词在我国唐代就已经出现(杨夔著有《冗余集》3卷[2])。它在古汉语中有闲散、多余之义。“冗余”(redundancy)在西方语言学中指的是为让人们能够理解某种意义而通过多种手段加以说明,在修辞学中相当于赘述。关于冗余在叙事中的作用,米扎奇曾做过如下分析:当一个故事未被写下时,讲故事者如何回忆它呢?诸如诗句、乐韵、诗律、惯用联和冗余物不只是对叙事来说是活跃的,它们使对故事的一致性重述成为可能。通过将这些风格化的冗余物和视觉记忆结合起来,每个歌手都能为听者(其参与推动上述过程)重新生产出《俄狄修斯》,尽管他们从未看过写本,仅从辅导者那儿听过它。[3]市场营销将冗余的运用当成是说服持怀疑、冷淡态度顾客的方式。[4]教育界将冗余当成一项教学原则。[5]在网络通信中,冗余为信息校验所必需,是降低以至消灭差错的条件。以太网将“媒体冗余”作为一个协议的名称(Media Redundancy Protocol)。在信息处理中,冗余意味着多了复本,这对防止信息丢失大有裨益。当然,冗余的存在增加了对系统开发、网络带宽、存贮器容量的要求。在艺术界,英格兰北部城市设菲尔德有一个名为“冗余技术创意”(Redundant Technology Initiative)的艺术群体,致力于利用废弃电脑硬件与软件进行创作,并企图通过自己的示范告诉青年艺术家如何不花分文便创造出数码艺术作品。[6]我国研究者林林等人指出:“随着冗余时代的到来,冗余现象渗透到了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对建筑领域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们认为:冗余不仅作为一种空间样态被重新理解与诠释,同时可以理解为提升空间品质,造就空间精神的手法,更可以解释为一种空间形式的生成方式。[7]上述分析表明:“冗余”是一个派生性很强的术语。以之入题的西语著作仅已知的就多达100余部。
从媒体史的角度看,新媒体的最大贡献是实现了媒体匮乏向媒体冗余的转变。历史上的信息革命已经发生了多次,其原因首先是媒体匮乏。人类祖先曾经只能依靠手舞足蹈、声音抑扬来传情达意,于是顿挫分明的语言被发明出来;当原始人为自己的记忆随着死亡消失而遗憾时,文字的发明势在必行;当文明人感到单靠抄写已经无法满足文化传承需要的时候,印刷术的开发顺理成章;近代人为开拓市场等原因而奔走于世界各地、备觉远程通信之重要,这促成了电磁波的应用;现代人虽然拥有速度可以和光媲美的通讯工具,但模拟媒体无法达到按需定制的个性化互动要求,于是可编程的数码媒体登上了历史舞台。历次信息革命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震撼越来越大,所创造的新媒体越来越多,而且几乎都以累积的方式存在。因此,我们不仅有了口语、文字、印刷品,有了电报、电话、传真、广播、电视、卫星,有了报纸、刊物、唱片、磁带、磁盘、光盘,而且有了卫星通信、移动通信、数据通信,围绕着地球实现无线互联网海陆空全覆盖,还在朝星际通信发展。我们在20世纪不仅见证了从贫媒体向富媒体的转变,而且见证了发达国家从媒体匮乏向媒体冗余的转变。1985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温斯顿率先指出信息革命经历了如下四个历史阶段:一是构思能力,二是原型,三是发明,四是生产、衍生、冗余。[8]如今这种趋势已经扩展到全球。
冗余媒体是有备选的媒体。这种备选性既存在于异质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之间,也存在于同质媒体之间(如备用电视、电脑和手机等。此处所谓同质仅就基本功能而言,不包括增值服务和外观设计)。每种异质媒体的应用都改变了原有的媒体生态,使原先的当用媒体变成冗余媒体,这正是我们在历次信息革命过程中不止一次看到的现象。每种同质媒体的加入也改变了原有媒体的使用频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而可能使它们和自己都变成冗余媒体。
尽管媒体冗余化(特别是异质媒体冗余化)作为一种现象由来已久,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同质媒体冗余化,却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事情。我们可以将其水准分为三级:(1)初级媒体冗余化,其标准是每个家庭所拥有的主流媒体(具体品种视特定时期而定)的平均数量超过2种,即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不止2部,收音机、电视机或联网计算机不止2台,各类一体机不止2款(上述指标任选其一);(2)次级媒体冗余化,其标准是上述指标由每个家庭的拥有量改为每个成年人的拥有量;(3)高级媒体冗余化,其标准是上述指标由每个成年人的拥有量改为每个人的拥有量。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2010年我国澳门每百人中手机用户数(可以理解为每百人拥有手机号数量)为206个,数量居所统计的216个国家和地区之首。[9]据此计算,我国澳门已经达到高级媒体冗余化,因为该地区手机号数量(若不考虑一机双号的话,相当于手机数量)与人口数量的比率超过2:1。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接近高级媒体冗余化,如中国香港(196,括号内为每百人中手机用户数,下同)、安提瓜和巴布达(189)、沙特阿拉伯(188)、巴拿马(185)、黑山(185)、开曼群岛(178)、越南(175)、利比亚(172)、苏里南(170)、俄罗斯联邦(166)、阿曼(166)等。根据世界银行的上述统计,2010年中国大陆每百人拥有手机号为64个,按比例计算仅属中偏低水平。另据报道,2012年我国手机用户数量已超过10亿,总数位居世界第一,占全国人口比例的75%。[10]据我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401517330户,家庭户人口为124460839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11]假定我国家庭总数在2010-2012年间没有变化,那么,我国目前每个家庭平均大约拥有手机号2.5个,已经超过初级媒体冗余化要求。即使考虑到我国这些年来家庭规模趋小、总数略增的因素,估计仍不会相差太远。在有关分析中,若考虑一机双号因素,实际手机数量会小于手机号数量;若考虑手机更新因素(旧手机只是闲置,必要时仍可装卡使用),则实际手机数量会大于手机数量。两项对抵,可以认为手机号数量还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媒体冗余化程度。以上分析将手机作为当前主流媒体,而且未考虑一机双号的情况。若以电视机、固定电话或联网计算机为基准计算,媒体冗余化程度可能要低一些。当然,媒体冗余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我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不是同步进行的。在某些边远地区还盼望村村通时,大中城市富裕家庭的孩子们早就换过几拨手机;在牧民仍盼望太阳能设备让自己得以观看节目时,都市豪华家庭连厕所都装了电视机;在老一辈还念叨收集剪报乐趣的时候,城市已经有整捆整车的报纸直接从印刷厂运往废品收购站。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同一个人同时使用多台手机,可能是出于多种考虑,如需要不同运营商的服务、不同机型的视觉体验、不同社交对象的联络便利等。此外,同一个人还可能拥有更多非同时使用的手机,这多半是因为媒体终端设备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早在物尽其用之前,人们就喜新厌旧了。在这一意义上,同质媒体冗余化反映了信息化的速度(在上例中是移动通信业发展速度)。与之相比,异质媒体冗余化反映了信息资源多样性扩展的程度。如果说人们20世纪初主要靠听讲及阅读书刊报纸获得信息的话,那么,21世纪初还可以从广播(包括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电视(包括家用电视、移动电视、楼宇电视、户外电视等)、网络终端(包括桌面电脑、手提电脑、平板电脑、个人数字助理等)、手机、阅读器等多种媒体获得信息。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不同媒体只是提供同一信息的不同版本。在这一意义上,它是冗余的。冗余经常意味着重复,重复并不意味着浪费(因此有句话说“谎言重复多遍变成真理”),而是我们生活在媒体社会的证明。
任何媒体的价值都体现在相对于需要的关系中。媒体冗余正是对媒体满足人类需要状况的评价。作为它的量化,媒体冗余度是衡量媒体满足人的需要程度的指标。作为它的历史,媒体冗余化是对于媒体与社会需要关系演变的一种描述。这种冗余化为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个人角度看,它大大拓展了人们的选择范围,有助于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想看视频节目,可以安装有线数字电视,使用IPTV、直播卫星,甚至地面电视、WIMAX。而且,设备出了故障,可能马上有同类设备替补。从社会角度看,媒体冗余化服务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促进国内外交往,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包括电子商务、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从政府角度看,以新媒体为主导的冗余化强化了传播的互动性,提高了管理的透明度,促进了电子政务的开展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我们的物质生活确实因为垃圾食品而变得更为“可口可乐”,但肥胖症已经困扰着消费社会的公民;我们的精神生活确实因为冗余媒体而变得更为丰富充实,但信息肥胖症也已经困扰着冗余社会的公民。历次信息革命确实带给我们种种便利条件。然而,对于媒体冗余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应当有清醒的估计。这种问题目前在发达国家正引起广泛关注。所谓“信息肥胖症”(information adiposity),就和媒体冗余化的消极影响有关。
信息肥胖症的主要表现为:知识广度相当可观,但知识深度严重不足;间接经验高度丰富,直接经验却少得可怜;通过搜索引擎等手段寻找现成答案的技能相当发达,但对于信息进行开掘的能力却相对低下,勇于开拓的精神、艰苦探索的毅力尤其不足。病因主要是来自媒体的过量信息不加选择地被作为可信社会经验加以接受。快餐食品含有高热量、高糖分和高盐量,口感好,人们容易因大快朵颐而导致生理上的肥胖症;精神快餐则含有各种迎合人们原始欲望、经过通俗化不需要咀嚼就能接受的成分,人们容易乐此不疲而患信息意义上的肥胖症。在媒体匮乏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面对面交往建立,范围虽然有限,但情感比较稳定;求知欲主要靠自己的实践经验来满足,眼界虽然狭窄,但知识相对可靠。在媒体冗余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间接交往来建立,范围大为扩展,但情感却变得飘移;求知欲主要靠获取现成答案来满足,条件极为便利,但反思却相对薄弱。生活在前一种状态的人是信息意义上的瘦子,需要滋补;生活在后一种状态的人是信息意义上的胖子,需要“轻身”。
早在1997年,美国学者申克(David Shenk)就在《数据烟雾:存活于信息餍足》一文中指出:在食物匮乏的时代,人们千方百计地弄到吃的,以使自己能活下去。当今工业化社会却面对着相反的问题。信息领域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不是缺乏信息,而是如何获得最相关、最有意义、最切合需要的信息,以便将它们转换成为有用的知识与智慧。[12]他所指出的问题无疑是切中肯綮的。如果说身体肥胖症的症状是体重与体能的不协调(中医所谓“形盛气衰”),信息肥胖症则表现为信息量与信息处理能力的不协调。要想“减肥”,必须对症下药。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制定了《高等教育信息素质标准》。这一组织认为:信息素质形成了所有学科、学习环境与各层次教育终身学习的基础。具备信息素质的个人要能做到以下几条:其一,定义所需信息的内容;其二,有效地访问所需信息;其三,批判性地评价信息及其来源;其四,将所选信息结合进自己的知识结构;其五,有效地运用信息以实现特定目的;其六,理解与信息运用有关的经济、法律及社会问题,能够合乎法律与道德标准地访问与运用信息。[13]上述要求实际就是针对信息肥胖症开出的良方。
生理意义上与信息意义上的肥胖症似乎仅仅是字面相关,其实不然。二者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说吃得越多越健康、懂得越多越聪明代表了某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刻板印象的话,那么,让人们普遍摆脱物质匮乏和精神匮乏则是现代性所包含的一种理念与追求。消费主义引导之下的媒体同时为生理意义上和信息意义上的饕餮推波助澜,其结果是相应的两种肥胖症近于正比地增加。就此而言,媒体冗余的问题并非只是将数字电视、固定电话、移动通信、卫星终端、传真设备、个人数字助理、基于互联网的视频会议系统等品种与数量与日俱增的载体契进我们的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而且在于以消费主义刺激吸住我们的眼球、撩逗我们的欲望、麻痹我们的批判意识与过滤机制,让我们不知不觉地肥胖起来。因此,对于两种意义上的肥胖症的疗救,都是媒体批判的内容。当然,媒体冗余之影响还有更复杂的方面,这是下文所要探讨的。
冗余媒体导向冗余社会
冗余化不是当今社会才有的,而是源远流长的一种现象。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出于人口安全、种族延续等考虑,即使节衣缩食也要多养几个孩子,以备不测,这便是冗余化在物种生产领域令人伤感但又合乎生存逻辑的表现。近代企业管理者意识到长远发展的重要性而储备劳动力(特别是储备人才),这是物质生产领域人力资源的冗余化。不过,当今我们所面临的冗余化是由新的信息革命引起的,主要发生于精神生产领域。在社会学意义上,作为范畴“冗余”可用以概括古人致仕、实职变虚职或闲职,当今常见的“退居二线”、“改任调研员”(绝无贬义)等现象。虽然这类现象古已有之,但以媒体冗余化为基础的冗余社会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特色。
冗余社会是后信息爆炸的社会。“信息爆炸”作为描述是指人类信息总量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作为譬喻是指上述增长给人带来的震惊。如今,上述增长仍以加速度进行,但震惊作为特定时代社会心理现象已经被淡化。与“数码移民”(指经历模拟时代向数码时代转变的老一辈)不同,“数码土著”(指在计算机革命之后诞生的新一代)对信息高速增长已经安之若素。他们经常以不屑的口吻说老一辈“Out”,这其实是对冗余化最口语性的概括。当社会由前喻社会向后喻社会转变的时候,老一辈确实也感到了自己在知识生产领域被冗余化的压力。当然,数码土著也可能说自己或同辈人“Out”,这说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也完全可能被冗余化。
冗余社会是职业知识分子逐渐丧失存在合理性的社会。19世纪俄国文学所塑造的“多余人”反映了某些贵族知识分子在社会危机时代进退失据的困境,这说明冗余化对于文学和文学理论都不是全新的课题。尽管如此,职业知识分子冗余化直到20世纪才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其背景主要是教育日益普及。如果人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无所谓职业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一种愿景或远景。不过,以计算机为龙头的信息革命已经使职业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感受到巨大压力:当新媒体鼓吹网络时代“人人可以成为艺术家”的时候,敏感的职业艺术家意识到自己被冗余化的可能性;当来自草根阶层网络写手与文学网站签约、日产数万字、岁入百万元的时候,原先自我感觉良好的职业作家萌生了被冗余化的忧虑;当公众可以方便地运用手机捕获新闻的时候,职业记者不能不反复思考自己从“无冕之王”变成狗仔队的冗余化问题。面对善于利用新媒体捕捉信息的学生,职业教师感到自己被冗余化的压力。他们不止一次讨论过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名校都将名课上网,那么,学生们还愿意听自己的课吗?即使是职业科学家也不能免俗。他们固然是时代精英,但岗位并非铁饭碗,可能因为科研计划变更、项目经费无着而丧失。在信息革命加速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可能的。在实践中,冗余化往往和劳动力结构性过剩相联系,要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很严峻的挑战。
冗余社会的形成,代表了社会结构适应信息化进程不断重组的趋势。20世纪中叶以来,因为新媒体革命而形成的冗余化虽然首先凸显于精神生产领域,但迅速向其他领域扩展。当供求双方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沟通时,中间商发现自己面临被冗余化的危机;当战争可以通过机器代理进行时,许多士兵可能因为被冗余化而出局;在公民可以通过媒体而实现自治的时候,就连政府也可能被冗余化。或者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国家消亡的必经阶段。科幻作家和理论家已经接触到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人类本身是否会因为科技盲目发展而冗余化。如果人类所创造的机器人、仿生人、变种人或其他智能生物成熟到足以支撑社会的运转,那么,人类很可能整体上“退居二线”。这正是富于人文关怀的学者所不愿看到的。
冗余社会应用冗余认知
在社会意义上,媒体的冗余使用户扩大了选择的余地(如这部手机不行用那部),人员的冗余使组织扩大了应变的能力(如这个员工辞职让另一个员工顶替)。不过,对于当事人来说,并非所有的人都乐意成为“冗余”,因为这个术语经常和“冗官”、“多余”等相联系。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将“冗余”理解为由当用状态转为备用状态的话,情况会有很大不同。在工厂全天候流水线作业中,不断发生当用状态和备用状态之间的转变(“三班倒”)。在实行带薪休假的组织中,上述转变也是很正常的。“冗余”意味着系统有足够的资源(包括动力资源、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来应对额外事件,意味着个人有充裕的时间从事劳作之外的休整。“冗余”的存在降低了风险社会的风险,保障了休闲社会的休闲,创造了体验经济的体验,丰富了艺术化生存的艺术。“冗余”固然增加了社会成本,但也创造出社会效益,因为冗余人员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接受培训,从事思考,成为素质更高的劳动者(前提是社会提供这样的机会)。当人们呼喊“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金钱”的时候,冗余面临着被压缩甚至消除的命运;当人们呼吁发展体验经济、休闲经济、艺术产业的时候,冗余迎来了被扩充的良机。就此而言,冗余既蕴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尺度。
朱光潜先生曾经按人生理想区分出看戏人与演戏人,并称:“演戏要热要动,看戏要冷要静。”[14]按我们的理解,这两类人在戏剧领域中“互为冗余”。如果全部的人都去看戏,就没有人演戏了;如果全部的人都去演戏,就没有人看戏了。在某种意义上,演戏是为了更好地看戏,看戏是为了更好地演戏。推而广之,在人生舞台上,一些人休整(如外出旅游者)是为了另一些人有条件处于当用,一些人当用(如节假日当班者)是为了另一些人有条件处于休整。这已经不只是就戏剧而言了。
冗余认知是从演戏的角度观察看戏,也是从看戏的角度观察演戏;既是对他人冗余的认识,也是对自我冗余的认知。它既意味着当用者对冗余者的理解,又意味着冗余者对当用者的理解。将冗余认知应用于新媒体,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新媒体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其中之一是为冗余生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新媒体大大方便了社会沟通,加速了信息流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微观上精简组织的同时,扩展了宏观上的社会冗余。它混淆了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界限(因此也混淆了当用和备用的界限),使位于二者之间的中介空间的利用率大为提高(如可在地铁上用手机阅读新闻、收发短信、开展业务等)。正因为如此,新媒体改变了社会生态,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民活动(包括参与管理国家的活动)。而且,新媒体扩展了“冗余”作为技术名词的含义,正在创造以之为名的新文化。冗余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当用者和备用者之间的理解和宽容,在于当用状态和备用状态的相互促进,在于朱光潜先生所说的两种人生理想的和衷共济。
参考文献:
[1]John Perry Barlow.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1996. https://projects.eff.org/~barlow/Declaration-Final.html.2010.5.10.
[2]欧阳修.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2010:680.
[3]Steve Mizrach. From Orality to Teleliteracy. http://,2012.7.27.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 http:///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2012.7.27.
[12]David Shenk.Data Smog: Surviving the Information Glut.San Francisco,Calif. :Harper Edge,1997.
[13]ACRL.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http://www.ala.org/ala/acrl/acrlstandards/informationliteracycompetency.htm.2006.7.12.
[14]朱光潜.看戏与演戏(1947).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550.
编辑 叶祝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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