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7-30 08:11:49 点击: 次
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1930年初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后,又长期从事医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担任《现代医学》总编辑。他还是我国现代木偶剧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总之,他是一位对我国现代文学、戏剧、音乐、绘画和医学有着诸多贡献,精通日文和德文,深谙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前辈。
抗战爆发以后,陶晶孙困居上海,以医学研究为生,受命于潘汉年。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上海,他既与留沪的日本朋友(如内山完造、任《女声》主编的日本女作家佐藤俊子等)交往,也与他心中厌恶的另一种日本人周旋,在敌伪报刊上发表作品,以利于潘汉年嘱托他的任务顺利进行。
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小说导论(三)》中谈到陶晶孙时说:“在创造初期几个同人中,他的艺术才能最丰,而这才能又是多方面的。他能写作,他又通音乐;他对于美术有理解,他又能自己设计建筑;他是学医的,他又能观测天文。回国以后,他参加过戏剧运动,无论编剧,导演,照明,效果,他都可以干得;而他又是最初倡导木人戏的一个。”这段话可谓是对陶晶孙其人及活动的最好总结与评价。
热爱家乡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
在陶晶孙短促的一生中,医学是他的主要职业。他于1919年9月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系,1923年毕业,1926年获得医师证书,任财团法人慈善医院医师。1929年回国时,他的医疗技术与临床经验已有一定基础。由于当时国内缺医少药,又崇拜留学回国的医师,如果他开业行医,可以发财致富,若在医学院当临床教授,也可功成名遂。但他偏偏就职待遇不高的公共卫生学教授,以推行社会卫生为己任。
1930年,他回到无锡开办厚生医院,陶晶孙感到,比治病救人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导致疾病的落后的社会进行治疗,也即社会革命。为此,他在近郊农村组织了卫生模范区,指导改善环境,并于1936年提出无锡实验卫生模范区生态统计学报告。随后应上海东南医学院之聘,任公共卫生学教授,并就任上海自然研究所的研究员。1934年调查上海市小学生的肠内寄生虫和街道上痰液中的结核菌。1936年江苏省天花流行,他又进行和种痘结果相关的研究,并对后继者进行指导与培养。其间,陶晶孙将全部热情投入到预防医学和民众卫生环境改善的事业中。“中国人对膳食有很高的热情,做了各种各样的研究,但对排泄的事谁也不感兴趣。那么,就让我来干吧!”这样,他就开始运用统计学,认真实施环境卫生调查,投入力量作冲水厕所的改良,调查苍蝇和蛆的习性以及细菌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并为此获得研究寄生虫学的医学博士称号。另外,他还最先倡导“在医院应设老人科”。
他医学的主要业绩在于研究公共卫生学和寄生虫学,1945年写成《中国社会卫生研究梗概》,在序言中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出社会的病因……这是国家开始建设时我们研究家的贡献”。他曾明确指出,以中国卫生调查为研究主题,预备在十年之间造中国卫生调查之清册,以便革命成功后,医事卫生家做事业可以有所依据。
业余作家却是中国现代派小说创作第一人
陶晶孙的文学创作,主要在创造社时期、“左联”时期以及晚年。他的文学创作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百花园。
1920年,陶晶孙与郭沫若联系在日本的同学郁达夫、何畏、徐祖正、刘恺元等人创办了一个同人杂志《Green》(《绿》),是油印本,在第二期上发表了陶晶孙用日文写的小说《木犀》。郭沫若特别喜欢这篇小说,在《创造季刊》创刊后,他又让陶晶孙把它译成中文发表在该刊第三期上。1919年创作的《木犀》和1925年创作的《音乐会小曲》是他最著名的小说,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其作品语言异国风味很浓,有艺术至上倾向。对日本新感觉派的成功借鉴,使陶晶孙的小说在形式上具有一种先锋品质,以其对爱的执著抒写,加上悲哀的情调、日本的趣味,形成其小说创作独有的新浪漫主义风格,为中国文苑增添了一道异彩,为中国文学开创了一种新的言说方式,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1921年他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在日本发起成立了创造社。他谈到创造社的时候说,“《创造》的发刊时,沫若说要把新罗曼主义作为主要的方针”,但“在创造社中一直到底做新罗曼主义生活者为达夫,一直到底写新罗曼主义作品者为晶孙,一直到底写通俗小说者为资平”。“新罗曼主义”是创造社同人共同的思想倾向与文学趣味,但中途大多转了向,唯有陶晶孙一直到底写新罗曼主义作品,为什么如此呢?首先,陶晶孙的职业是医生,写作只是兼职。这样就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与社会现实有一定隔膜。其次,陶晶孙是个性内向沉静、淡泊名利而又耐得住寂寞的人。他说:“我国Romanticism的创造,其实没有多少作品留着,因为我国社会情形不便把这个柔弱美丽的花盛开之故。”又说,中国社会不合罗曼主义,自己的作品为不合中国大众胃口的罗曼主义作品,他往往见他的作品不受赞词。那他为什么还要写呢?他说:“牛是理想主义者,虎是浪漫主义者,牛吃日常习见之物,他想在吃足以后才可以安逸;虎吃不易找到之物,而且辛苦冒险。我国人一般爱现实者,都不了解罗曼主义。他们看见安逸颓唐者,把他称作浪漫者,其实他们所指称者不过是游荡者辈。他只见虎之吃及睡,他们不见虎之冒险前进。”半个多世纪之前,陶晶孙就把现代主义比喻为“冒险前进”之虎,而且明知此虎在中国不受欢迎,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当然可谓有胆识。不过,他当时说“冒险前进”这话已是在40年代了,在实际创作现代主义作品的20年代,促使他写作的恐怕不一定是“冒险前进”,也可能是一种下意识的情绪冲动,是生命的本能需求,正如他说,写作是“工作之余,艺术之花在开……没有艺术之花,人要怎样的枯憔”。既然写作是为了使自己的艺术之花盛开,生命不致枯憔,那么,无人喝彩又有什么相干呢?再者,他祖父在太平天国时期任过职,父亲是前清秀才,所以他说自己是“太平天国和大清帝国的相克在血管之中,使得不会勇敢而也不会走官邪之道,也使得人成为神经质的,不过这种怯懦同时成为感受性的发达”,“营养的不平均和感受性的敏锐使得小儿成为身体薄弱”。病弱、神经质、感觉敏锐正好是浪漫主义特别是新浪漫主义所最需要的素质。
陶晶孙将郭沫若的诗《湘累》在五线谱上谱成曲子,被郭沫若编进《创造》第二期,为适应五线谱作品,编辑者将全册实行横排,从此开了中国文艺杂志横排排版的先河。
陶晶孙1929年回到上海,即投身于新兴文学革命的洪流中,开始了他文学活动最旺盛的时期。从1929年11月起,陶晶孙接编郁达夫、夏绿蒂合编的《大众文艺》,自第二卷第一期起至1930年6月第二卷第五、六合刊后停刊,其中阐发了他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他说,“大众文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大众之间干些启蒙工程”,“引导大众到时代趋向上来”。他把《大众文艺》第二卷的三、四两期辟为“新文学专号”。1930年3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第三期《卷首琐语》中,陶晶孙说,“大众文艺”就是“要登大众作家的作品,要用大众能懂的文字,要利用大众能理解的浅近的表现,要通俗化,要大众化”,“要提倡完善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作品”,“建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使大众文艺“向农工大众前进”。
面对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造成的文学空白时代,陶晶孙认为:“不要怕空白时代,我们应当退而准备,准备文学家的素养,准备作品,研究文体,整理余赘而清除古典之引用或者不良习俗,为这种目的,空白时代正可利用它。”
陶晶孙的作品,在日本被看做外国人写的东西而被人淡忘,在中国则被看做“汉奸文学”而一直被忽视了。可是,混而再成的东西不一定威胁“纯粹”的东西,中日文化混杂的眼光,丰富了两国文学。日本学者滨田麻矢称他为“文化的混血儿”,认为“他的写作生涯就是彷徨于两国之间的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作为一个中国现代作家,陶晶孙的经历虽简单,却也很特别,在现代作家中,没有人像他这样终身是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业余作家。五四时期,也没有人像他这样,虽已是创造社成员,却并不愿让当时的先进思想左右自己的创作,而继续去写他那不为人理解,不具社会批判价值的个人直观的现代派小说;而在左联时期,他又全盘抛却他曾热衷投入的“新罗曼主义”,去积极宣传普罗文学,并成为左联刊物《大众文艺》杂志的编辑;抗战时期,这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又忽然公开出任日本与敌伪科学组织的职务,而实际上他却是一名在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正利用伪职搜集科学情报并保护科学资源。但也因此,建国以来,这个中国现代派方面的创始者,在普罗文学方面又是宣传实施者的陶晶孙就和关露一样,被摒斥在文学史之外了。
中国现代新兴木偶剧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在编辑《大众文艺》的同时,陶晶孙与夏衍、冯乃超、郑伯奇等人于1929年秋成立了“上海艺术剧社”。剧社开办戏剧训练班,陶晶孙讲新兴戏剧及戏剧与音乐之关系。1922年9月和1923年1月陶晶孙发表在《创造》上的《黑衣人》和《尼庵》是我国文坛上最早出现的唯美派剧作。
1930年1月该社举行第一次公演,演出内容为法国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美国辛克莱的《梁上子》、德国米尔顿夫人的《炭坑夫》,陶晶孙负责整个演出的舞台效果。1930年4月28日举行第二次公演,因当局阻挠借不到剧场,经陶晶孙奔走,找到了北四川路横滨桥的一家日本人经营的戏院“上海演艺馆”,上演了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主题的大型话剧《西线无战事》和反映革命运动的独幕剧《阿珍》。1931年10月,他和尾崎秀实合作,在日本四六书院出版了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的戏剧集《蜂起》,陶晶孙为此书作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晶孙这个时期在提倡“木人戏”方面有着重要贡献。木人戏是一个新型的艺术品种,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陶晶孙组织了一个“木人戏社”,创作了《羊的素描》《勘太与熊治》两个剧本,翻译了《运货便车》《毕竟是奴隶罢了》等。1930年第一次公演了《勘》《运》《毕》三个剧本,导演是陶晶孙,舞美设计是许之。对此,郑伯奇大加赞赏,他说“晶孙所提倡的当然不是那么精美的古董品,而是崭新的艺术运动的武器”。他认为“木人戏”的效力“反有真正演剧所不能企及的地方”。为丰富木人戏的内容,陶晶孙又陆续译出了《傻子的治疗》《动物革命》《谁最蠢》等作品,收入木人戏著作集《傻子的治疗》中,该著作由上海现代书局于1930年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公开发售的木偶剧本集。
潜心于中日友好
日本人中村惇二在《日中的纽带:追忆陶晶孙的事绩》一文中云:“在熟知日中两国的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的基础上,如像在房子的一隅,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默默地,以学者的身份,为人类的义务而尽力……他在双方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具有实际行动的‘友好’。”
日本人往往忽视战败的现实而逃避面对中国,在《落第秀才——日本》一书中,陶晶孙即用温和而正确的批评指出了日本人的错误和缺点。他既有中国人作为外部者的眼光,又有在日本长大、受教育的作为内部者的眼光。此书深深打动了日本知识界,广受赞誉。《为了中日友好》一书体现了他寻找中日友好,处于中日之争的狭小空间内,为祖国的社会革命和中日友好真挚尽力,可谓警世的文学。他在东京大学任讲师期间写的随笔和杂文共30余篇,这些文章反映了他对祖国的深情,反映了他为中日友好和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些文章在他逝世后,由日本创元社编了一本文集,题为《给日本的遗书》,这本书在日本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52年11月30日,日本的《每日新闻》评论该书“是中日双方发生悲剧的时代,亲身经历中所产生的崇高良知”。
中日近代文学史专家伊藤虎丸在《致夏衍的信》中这样评价陶晶孙,“从中日交流史的观点来说,超越狭窄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对日本的文学和思想给以影响的中国作家而言,可能会给中国方面意外的是,除鲁迅之外,陶晶孙是唯一的人物”,“陶晶孙又不同于鲁迅之处在于,他在日本人中受尊敬和爱戴,有许多同时代的知心朋友,我认为这在过去的日中交流史中,是可以寄予厚望的少数事实之一”。陶晶孙向日本人提出过的问题是必须认真回顾和思考变革,为了构筑真正的友情,首先必须发现共通的精神的、文化的目标,鲁迅和陶晶孙所述正是中日知识分子所共同面临的课题。
周旋日伪忍辱负重
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在注释中指陶晶孙为“抗战期间堕落为汉奸”,这一记录的后遗症十分严重。1995年3月出版的《上海滩》杂志中这样说:“多少年来蒙上不白之冤,……陶晶孙很少再有人提及,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也大都避而不谈。他的功过是非不明不白……”。对于在许多方面为祖国作出贡献的人,最后被视为“汉奸”、“落水文人”,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幸而,在1995年出版的《陶晶孙选集》的序言中,夏衍作了这样的表述:“晶孙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在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默默地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陶晶孙留下来,因为他长期留学日本,与日本文艺界有广泛的交往,让陶隐蔽下来,为我们做些工作。由于这是党的秘密,所以外界都不知道。有人随便说他是‘汉奸’,使他蒙受不白之冤。事实上,他和左翼女诗人关露一样,他的行动是受潘汉年领导的。”以此为陶晶孙作证,洗刷其“污名”。1995年7月1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陶晶孙选集》的书评,在作结论时讲到:“在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之际,我们实在不应该忘记这位为那场伟大的战争默默地作了贡献的老作家,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
众所周知,陶晶孙与潘汉年早年都是中国现代著名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的成员,那时陶晶孙是该社元老,潘汉年是“小伙计”。抗战爆发后,潘汉年当时公开的身份是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而实际是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负责人,根据陶晶孙的特殊条件,即陶过去曾在日本留学,同日本人关系较多,夫人又是日籍,托付重任,是合情合理,足可信服的。
这种任务,当时极其秘密并且带有危险性,一般组织关系都是单线联系,除了少数有关当事人以外,谁都不明底细。人们从敌伪报纸上看到的,只是这位当年文坛老将,忽然跟敌人周旋,为侵略者点缀太平,怎会知道他忍辱负重的凄苦用心。在这一特殊的年代里,陶晶孙也写了一些散文随笔和回忆创造社及鲁迅的史料,多数收入1944年出版的《牛骨集》中。这一时期的作品常用苦涩的幽默与反语,隐隐嘲讽黑暗的现实,深深地透露出埋在心底的爱国爱民的热烈情愫。
在那灰暗苦涩的年月中,他始终不曾像周作人那样当上高官,始终不曾涉足日伪文化圈的中心,而是小心谨慎地处于若即若离之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抗战胜利,他立刻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的接收大员,仅此一点,应该足以证明他的清白,因为国民政府是不会任命一个真正的汉奸去接收伪产的。在接收过程中,陶晶孙帮助中共选了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运往苏北解放区。1946年初,在罗宗洛的推荐下,他去接收台湾的旧台北帝国大学,后即被聘为台大教授及热带病研究所所长。
他逝世后,三子易王写给日本报纸的文章《两个投弹手,父亲晶孙与郭沫若》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日本军阀开始侵犯大陆,父亲在无锡老家抱病卧床。我在扑捉昆虫而跑到父亲那里去了。我惊恐地呆立在房门口,也不知是第几回了,我看见父亲坐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流泪。对小孩来说,大人哭泣是件颇为奇怪的事。刚想逃出来,父亲一把拖住我说开了,他的口气从来没有这样激动、兴奋。书里有幅木版画,两个士兵背着背包在行走,旁边印着一首诗。父亲的解释很难懂,我不明白他究竟说了什么,我还年幼(当时十岁),但也觉得他的话里充满了强烈的愤慨。”第二天,他从父亲书架里找到这本书,打开震撼父亲心灵的那一页,这是中文的海涅诗集中的《两个投弹手》,诗是这样写的:
妻子和儿子算什么,
就让他们为饥饿而乞食吧!
我们的祖国正在遭受侵袭!
从易王的回忆中,不难看出陶晶孙是那种把革命的爱国的热情藏在胸中,默默地、踏踏实实地怀有信念的实干的人。
“陶晶孙对献身革命来说不是强人,而确实是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在上海时写了数篇文章,对日本人的非文化作为、对侵略战争的憎恨情绪,以他一流的讽刺和幽默作了表达”,“要陶先生对军国主义的日本进行抵抗,以他软弱和谦虚的性格而言,这种要求是没有道理的”。从台湾逃到日本并取得居留许可,但“他说他将来要回中国去”,这是他的日本老友对他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陶晶孙鼓励儿子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的儿子陶坊资遂于上世纪50年代回国,供职于水电部。1950年5月,陶晶孙为躲避台湾当局迫害,迁居日本,任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师,他热爱祖国,讲授介绍中国解放区和新中国文学作品的课程,为日本报刊撰写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文章。陶晶孙曾渴望回国,终因健康的阻碍,未能如愿。他病逝后,葬于东京的青山无产阶级无名战士公墓,这应该足以洗清他所有的“污点”。
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1994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左联词典》,不仅不再将陶晶孙视为汉奸,而且评价较高。同时,《鲁迅全集》在它的第二次印刷本中已经补挖,改正了原来的提法。
陶晶孙作为普通而不平凡的爱国文人,在社会医学发展、新文化建设、新文学开拓乃至民族解放、民主斗争等一系列伟大事业中,都可以看到他用热情与心血作出的可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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