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1-09-02 09:12:36 点击: 次
内容摘要:研究分工限制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分工、促进分工演进、拓展分工理论应用范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沿着分工理论演进的逻辑路线,依次从市场范围、交易费用和风险三个方面并细分为不同视角,对有关分工限制因素已有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评论,最后给出有关启示及今后研究方向。
关键词:分工限制因素市场范围交易费用风险
分工被认为是经济学中一个典型的两难冲突问题。分工在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发展也遇到一些限制因素,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分工进程,使分工呈现出一个渐进过程。对于分工的经济性,众多学者已做出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然而,许多学者在借助分工工具分析现实问题时,常常只关注分工经济性的一面。即使有些学者注意到分工的个别限制因素,也不能弄清各因素之间及其与分工之间的内在机理。这样的研究结果不但在理论上缺乏内在一致性,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往往出现重大偏差。因此,需要对限制分工的相关因素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回顾自亚当·斯密以来有关分工问题的文献发现,在论述分工限制因素时,大多数学者集中在三个方面:市场范围、交易费用和风险。基于学者研究背景和研究视角不同,本文对限制分工的各因素及其与分工之间的内在机理予以综述。
分工与市场范围
(一)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
在斯密之前,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和柏拉图等就已经认识到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问题,将人口规模,尤其是城市人口规模与职业分工程度联系起来,以此说明了大城市较小城市存在较大程度的职业分工,并因此可以供应精美和充足的产品。而且柏拉图、North(1691)、Mandeville(1714、1729)、Ferguson(1767)也都已意识到(对外)贸易对(国内)生产中劳动分工以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Sun,2005)。斯密(1776)首先明确提出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即“斯密定理”)。在斯密看来,分工之所以会出现和发展,是源于人性中物品交换的倾向,受到人的自利心的鼓励。因此,交换能力就构成了对分工的限制。尽管斯密没能直接将较为抽象的“市场范围”具体化,但他已指出市场范围与一国的交通条件、富裕程度和人口的多少密切相关,也暗含着斯密已注意到“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影响。穆勒(2005)明确指出可能限制市场规模进而影响到分工的几个具体因素:人口规模;居住的集中度;交通条件;居民收入水平。因此,“世界财富的增加,当伴随有通商自由、航运的改进以及国内道路、运河或铁路运输的改进时,会使各国产品的市场极大地扩大,其结果通常使生产这些产品的分工得到很大的发展,从而提高各国劳动力的生产力”(穆勒,2005)。斯蒂格勒(1951)在揭示出“斯密困境”同时,进一步使斯密定理形式化和得到应用。他认为厂商之所以选择自己操作使收益递增的生产程序,而不是让其他厂商专门履行该功能,主要因为该生产程序的规模太小,市场范围还较窄。但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使收益递增的生产程序可能增加,其规模也会扩大到足以支撑其他厂商专门从事该类生产。
(二)分工依赖于分工水平
斯密经济学里的关键要素是市场不仅限制劳动分工,而且也在协调劳动分工(Hayek,1983)。早在杨格之前,Wakefield(1835)就从分工理论中认识到,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之间存在相互加强的关系。大家普遍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也就是说依赖于“交换能力”,而后者则依赖于劳动生产率,尤其是依赖于土壤肥力和天气及劳动技能所决定的农业生产率。由于人类还无法控制土壤肥力和天气,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主要受劳动技能影响,而劳动技能的提高与劳动分工有很大关系。这样就导出一个重要假设:“当职业分工受到市场范围限制时,市场范围至少大部分受到职业分工的限制”(Sun,2005)。杨格(1928)对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相互依赖关系的分析最为著名。杨格对市场规模的定义超出了斯密的人口和运输条件范畴,认为市场容量取决于人口规模及每个人的购买力,而购买力则由每个人的收入决定,收入依赖于生产率,生产率又取决于分工水平。这样,“分工就由分工的水平决定”(杨格,1996),是一种内生的分工演进机制,从而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Wakefield构建的市场范围与职业分工的相互依赖关系,主要依据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杨格主要关注制造业中的中间产品市场。
(三)分工与市场范围:模型化与实证分析
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将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的关系模型化。其中,一类研究着重将斯密定理模型化或实证分析,主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但各自依据的分析框架、假设前提和逻辑思路等存在差异。如Baumgardner的均衡模型由马歇尔的分析框架发展出来;Locay则是用一个均衡模型来讲解斯蒂格勒的分工理论;Kim和Swanson都是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从人力资本视角来解释专业化水平是如何由人口规模决定的。许多实证研究所得结论也不一致(Tucker and Wilder,1977;Stuckey,1983;Levy,1984),可能与专业化或市场范围的定义有关(Perry,1989;Bresnahan and Gambardella,1998)。
由于采用局部均衡法无法说明市场范围如何受到劳动分工影响,要将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的相互依赖关系模型化,必须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法,从而形成另一类研究(Romer,1990;Yang and Borland,1991;Weitzman,1994;Ciccone,2002)。同样,大部分研究的视角、假设和方法等也有差异,在市场范围与分工的界定方面也有不同,因此所形成的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相互依赖机制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研究都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体制假设下展开的,显然与现实有一定差距。因此,Gilles et al.(2006)放松竞争性市场经济环境假设,将斯密定理进一步拓展,认为斯密-杨格机制也可应用于与完全竞争市场体制不同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环境。Yang&Borland(1991)将斯密、杨格和何塔克的思想纳入一个“新兴古典动态全部均衡”模型中,考察了分工的自发演进和经济发展、结构变迁的关系。这时,Yang and Borland已将对分工限制因素的关注,由市场范围转向交易费用。
分工与交易费用
以专业化分工方式组织经济可以获得递增规模报酬,但要以付出一定的成本为代价。通常,学者一般关注与分工相关的两类成本:协调成本和交易费用。其中,协调成本较多地与组织内分工相联系,而交易费用使用则相对广泛。
(一)组织内分工与协调成本
Walker(1874)可能最早注意到分工伴随着渐增的协调成本,他在对工厂内的生产组织研究后认为,分工产生的协调成本是限制分工发展的关键因素。分工收益与由专业化和需求的季节变化间的协调成本构成一个两难问题,只有当分工收益大于协调成本时,劳动分工才会增加。Becker and Murphy(1992)首次将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认为限制分工的主要因素不是斯密所说的市场范围,而是随分工日益提高的协调成本。伴随分工与专业化发展,与生产相关的知识越来越分散,个人掌握的业务知识越来越集中于更狭窄的范围,但正常生产活动需要大量知识的共同作用,因此协调成为必要。但协调需要成本,这些成本主要涉及到委托-代理冲突、搭便车问题、供给以及通信障碍等与团队生产相关的问题。而且随着分工水平提高,协调成本趋于增加,当其开始逐步抵消分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时,分工就会停止。米勒(2002)以企业上下游专业工作者的关系为例说明,专业化生产者之间很容易产生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争夺合作利益的冲突。认为在一个信息完美、谈判与监督都无需成本的世界里,这种问题会很容易解决;但组织中不断加强的专业化意味着越来越不能看到别人的观点了。因此,交易费用随着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直线上升。另外,生产的专业化使得竞争的市场力量通过价格机制的中性运作来解决协调问题可能性降低。因为生产过程越是专业化,则各参与者的垄断力量也就越大,讨价还价能力越强。一个必然结果是,在各种专业工作者之间协商各自合约的成本将会增加。可见,米勒主要强调企业内部协调问题,这里交易费用等同于协调成本。
(二)社会分工与交易费用
Coase(1937)通过对企业性质的研究,认为价格机制或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并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后来,许多学者开始将交易费用应用于分析分工问题。Houthaker(1956)首次揭示了分工好处和交易费用之间的冲突,辨析了交易效率、市场大小和分工的内在关系(Yang, and NG,1998)。诺斯(1994)在论述历史中的经济组织时指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导致交换指数的倍增,在生产率上形成了巨大收益,然而,来自这些交换的交易费用上升也是很高的。德姆塞茨(1999)从另一角度说明,如果交易费用上升,众多中小企业间的管理合作将被少数大企业内部的管理合作所取代,也就是大企业将代替中小企业。这样就从原来的专业化生产走向一体化或非专业化。Yang(1984)首次利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分析专业化问题,认为专业化可以提高生产率,减少稀缺性,但却会增加交易费用,存在利用专业化效益和增加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当分工边际效益等于边际交易费用时,分工水平达到最优(Yang, and NG,1998)。像Becker and Murphy(1992)一样,Sun(2003)也将知识增长纳入其分析框架,指出知识增长促进了专业化和贸易依赖性,导致消费多样性的扩张,但在获得专业化和贸易收益同时,交易费用和行为人之间相互依赖性增加。Becker and Murphy(1992)主要强调决定劳动分工的是与协调团队工作有关的协调成本,Sun(2003)则主要关注与市场交易有关的交易费用。另外,一些经验分析(Wallis and North,1986;Dollery and Leong,1998;Dagnino and Farina,1999;赵红军,2004;刘业进,2006)为上述研究提供了证据。
分工与风险
分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产生、强化着系统内的信息不对称,提高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不断引发风险和不确定性。根据研究视角不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述。
(一)协调失灵视角
实行分工与专业化后,交易双方相互依赖性增强,这时有效的协调机制尤为重要,否则,就会因协调失灵引发风险和不确定性,造成财产损失(布坎南,2002;Yang and Wills,1990;Lio,1998;杨小凯和张永生,2003)。按照托达罗和史密斯(2009)的观点,协调失灵是这样一种状态,由于行为人不能协调他们的行动(选择),导致这种状态相对于其他均衡而言,令所有人的情况更糟糕。布坎南(2002)认为一个进行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的社会,离不开交换,但参加交换必然造成对他人行为的依赖。这样,个人福利必然受制于他人行为造成的变化。正是这种依赖关系似乎为剥削创造了潜在条件,这种剥削被含糊地界定为对交换可能产生的收益的某种不平等或不平衡分配。可见,布坎南提到一件值得重视但曾被经济学教科书忽略的事实:分工和交换会使个人依赖于他人,从而增加了个人生活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汪丁丁,2002)。与相互依赖对应的就是协调问题,行为人遭受剥削可视为协调失灵的结果,但布坎南并未对如何遭受剥削的细节进行阐述。
Yang and Wills(1990)、Lio(1998)、杨小凯和张永生(2003)都对交易协调失灵风险进行了分析,认为均衡的分工网络水平与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会同时提高。分工能够提高专业化程度和效率,但也带来了交易协调失灵风险。如果交易失败,则意味着财产损失。很多人不愿意专业化分工,就是因为专业化水平越高,对其他专业的依赖性就越强,需要与之协调的人数也就越多。由于分工是一个各专业互相依赖的投入产出网络,一旦协调出现问题,某个环节断裂,整个网络的机能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导致经济系统的失灵,在现实中就可能以各种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杨小凯和张永生(2003)分析了造成交易协调风险的因素,认为最简单风险是各种运输事故或其他不可预见的交易中发生的事故引起,更重要的是,协调失灵风险往往与合约的议定与执行、合约中财产权的规定及保护有关。不管每个交易协调风险由什么原因引起,在高分工水平造成很多交易次数条件下,这些个别风险就会合成一个总风险,它会随交易次数增加而成指数增加。陈平(2002)借助控制论和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研究了劳动分工的限制因素。他认为社会经济系统同样存在“稳定性与复杂性之间的此消彼长”,劳动分工不仅受市场规模限制,还受资源种类和由于结构不稳定性造成的环境涨落幅度的限制。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发展,交换趋于复杂,降低了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增加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分工与专业化效益的获得离不开成功的协调活动,而实际的协调机制或者其组合主要依赖某种形势下所固有的信息需求,无论是市场还是组织作为协调机制都离不开信息(杜马、斯赖德,2006)。通过分析发现,所谓相互依赖、协调失灵以及复杂性,归根结底都与资产专用性、信息约束等有关。
(二)资产专用性视角
分工与专业化一般会使得所用资产专用性程度提高,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导致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发生(威廉姆森,2004;Klein,et al.,1978;Bonus,1985;盛洪,2006)。威廉姆森认为有多个因素影响交易费用,但他尤其强调资产专用性的影响。因为当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时,容易引起“根本性转变”,导致“桥竹竿”问题或者“潜在可占用准租金”(Klein,et al.,1978)被剥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风险。当资产专用性和因机会主义行为引致的策略性不确定性同时出现时,引发的风险可能更大。伴随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离不开各生产阶段间的大量交易,另一方面专业化的发展使得资产专用性不断增强(盛洪,2006)。这样,当在大量交易中使用专用性资产时,会使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趋向完全垄断,引起交易费用发生变化,风险和不确定性更易出现。另外,Richardson(1960)指出,如果缺乏对资产的共同产权的话,存在风险的交易方会选择弱生产率但高流动性的技术类型来抵制事后“勒索”风险。也就是说,如果交易一方预测到资产专用性可能给自己带来风险,就会选择流动性强但效率低的技术或资产。这实际也是一种与资产专用性有关的损失或风险。因为任何真实投资活动都将带来的适应性的牺牲应该被看成是专业化收益带来的对应效果。可见,分工还受到市场的可预测性的限制。
(三)信息约束视角
分工与专业化会带来信息问题,尤其是信息不对称,进而引发机会主义行为,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杨晓凯(2004)认为,专业化造成某种信息不对称,每人作为卖者对自己的产品知之很多,而作为买者对他的生产技术知之很少。这种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开创了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他将因机会主义行为使交易失灵造成的损失称为内生交易费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风险。张亦春和许文彬(2002)将交易费用和风险的关系视作一个铜板的两面,是同一问题(信息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并将风险区分为外生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前者的引发原因是信息不完全,外生于微观经济主体,可称为“客观风险”;后者引发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伴随着分工发展的信息不对称具有自发扩大倾向,因此内生性风险也不断演变发展。可见,他们的研究为分析分工、专业化与风险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思路。但其将交易费用等同于风险的做法还值得商榷,同时也忽视了资产专用性等其他因素对风险的影响。
国内学者中,对分工与风险之间的逻辑关系思考较早、较深入的是王长元(1999)。他在其博士论文中明确将风险和不确定性作为分工面临的第二个约束条件。认为作为分工的一方面,极端的专业化会有非常高的效率,但要以极端的相互依赖为代价,即不确定性会增加。同样,作为分工的另一方面,生产方式迂回程度的增加,也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却使生产周期越来越长,也必然使不确定性增加。但他的分析并未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深入到知识和信息等更基本层面,认为专业化发展导致知识日趋分散,这样虽然提高了知识生产的效率,但也带来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引发了风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还区分了交易费用和风险,认为可以把分工带来的正效应和负效应简化为效率与风险这两个主题。与其他研究相比,其分析显得更为全面,但仍需在方法上进一步完善,同时要关注其他因素影响。
结论与启示
伴随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研究的深入,限制分工的一些因素逐步得到学者关注,本文对此方面的已有研究进行了粗略梳理。总体来说,学者探讨比较多的分工限制因素有三个:市场范围、交易费用和风险,对其各自约束分工的内在机理也做出了分析。研究分工限制因素的主要意义在于:更全面地理解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在注意利用其经济性的同时,消除其非经济;有利于找到各种限制分工的具体因素,采取适当措施加以消除,以进一步扩大分工,提高生产率;为分工理论拓展更广泛的应用范围。不但可以用于分析各个领域的分工与专业化问题,还可以从分工视角探讨交易费用、风险的生成机理等问题,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并应用于解释现实经济现象。
为了使分析更加完善,今后还需注意的是:弄清市场范围、交易费用和风险之间的具体逻辑关系,以找到限制分工的更基本因素;有必要区分协调成本和交易费用,区分交易费用和风险、不确定性,以在经济分析中做到概念明确,思路清晰,增强理论自洽性;在逐步放松相关假设的基础上,构建更为接近现实的模型,提高其解释与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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