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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化的起源、积累和“突变”
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是神赋予的,还是人创造的?为什么人能创造文化,而别的动物却不能创造?从古到今文化是怎样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采取什么形式?它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这些问题都是文化社会学必须首先回答的。
第一节 文化的起源
文化是怎样产生的?源于何处?中国古代文化著作多是经世致用的,对此问题虽有所论及,也多归于“圣人”,而不愿意追根究底。如《周礼·冬官·考工记》谈到物质文化创造时说:“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中国古人虽然也相信神,也创造过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但是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形成占统治地位的神学,而社会文化意识的核心乃是祖宗思想,即认祖宗而不信上帝。因此,中国古籍中关于文化起源问题的说法多与氏族祖先的功德联系起来。例如《周易》说伏羲氏“结绳而为网罟”;黄帝尧舜“垂衣裳”,“剥木为舟,刻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断木为样,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划为木矢”。《山海经》又说:“淫梁生番禹,是始为舟”,“莫仲生吉光,吉光始以木为车”。说法虽然不一,但显然都归功于部落首领。不仅物质文化的创造是部落首领的功劳,精神文化创造也是如此。例如,八卦是伏载氏“仰观天象,俯察地法”创造的,医学知识是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创造的等等。确实,有些发明虽然不是直接由氏族祖先创造的,但至少也是在氏族祖先领导下,命令别人创造的。例如历法知识是尧帝“命袭和,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草、鼓、钟、磐等乐器是“帝尝命有锤”创作的,等等。总之,中国古人关于文化起源问题的看法都与祖宗观念联系着,与部落首领一类“圣人”联系着,很少认为是神赋予的。至于这些文化是否真的产生于此时,它们又是怎样演变、发展的,很少有人追根究底,因为典籍是这么记载的。虽然后世也有人做些经传注释,但也是惟书惟圣,多是床上架床,书中作书,很少进行实际考察。
西方的“哲人”与中国的“圣人”是不同的,凡事都爱追根究底。自然,文化的起源问题也就成了他们探讨的重要方面。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由于神学占着统治地位,所以文化的起源也多被归于神造。例如,柏拉图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神、造物主注视着永恒不变的模型创造出来的。不仅物质文化是这样创造出来的,精神文化也来源于“神示”。例如诗人创作诗歌受“神力驱遣”。诗神就像磁石一样给诗人以灵感,使之陷入迷狂,像蜜蜂酿蜜一样,张开羽翼,飞到诗神的国度里,酿成诗歌。柏拉图的“神示”说到罗马时期被普罗提诺(Plotinus)发展为“流溢”说,即新柏拉图主义。这种学说认为,宇宙存在着最高的精神实体(太一),从中流出“理性”,流出“世界灵魂”,文化则是灵魂思念的统合表现。到中世纪,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us)又用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义,把文化创造看成是上帝的意志。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Ihe City Of God)就是“神意”说的代表作。他在该书中认为,人类的文化是上帝创造的,文化史就是上帝创造人的历史。所谓“上帝之城”,就是代表上帝的教会,它是上帝组织的城市。只有用“上帝之城”反对世俗的“地上之城”,人类才能兴盛。他所说的文化,即是宗教文化,上帝创造的文化。
自然,在古代希腊也有经验论的文化起源说。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文化是人类靠习惯、经验摹仿许多事物创造的。但是由于他强调“没有质料的形式”(有)和神秘的“第一推动力”,他的观点到中世纪就被圣·托马斯·阿奎那(S.Thomas Aguinas )发展为托马斯主义,以其“没有质料的形式”(有)解释上帝的“永有”,用神秘的”第一推动力”解释上帝的万能。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神学概要》就是文化神创论的代表作。在他看来,“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由神的艺术所创造”,众多万物及其差别皆是“神的理智所决定和制定”,“上帝范铸了人体,也赋予了它一种倾向,使之最适合于这种形式和各种活动”。这种文化神造说一直统治欧洲中世纪的整个历史时期。
西方关于文化起源的研究是随着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达起来的。商业、贸易的发展及航海事业的出现,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商人、航海家、传教士等,从美洲、非洲、南亚、东南亚各国带来的闻所未闻的各民族语言、风俗、生活方式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形式,引起了愈来愈多的社会思想家的注意,特别是18世纪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坞、孔多塞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已有许多关于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论述。孟德斯鸠的文化地理决定论,孔多塞的人类文化进化图式,都是这个时期关于文化起源的重要理论。19世纪是进化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文化进化论充斥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著作。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反进化论的思潮中,又出现了文化传播论、文化功能论、文化心理论等等,各持一端,争相驰说。这些理论虽然从一定的侧面揭示了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但由于它们多忽视人类发展的社会学本质,所以终难揭示文化起源的真谛,在精神文化的起源问题上更是如此。
文化是哪里来的?无疑是人类创造的。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人类没有文化也就不成其为人类。庄子说:“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阅。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其实,庄子所说的这种浑浑噩噩的“至德之世”是不存在的。没有文化,没有伦理道德一类的社会教化,如何能成为至德之世?如何能成为道德主体、文化主体的存在?如何成为人或人类的存在?自然庄子的说法是很不准确的,但有时他也称当时“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这结绳、甘食、美服、乐俗、安居就是文化了。但是不管怎样,庄子并不能真正理解人类和文化的关系。他只是看到了文化的价值悖谬,于是笼统地崇尚远古人类的生活,把它当做理想的世界。
其实,文化是人类在劳动中创造的,是人类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思维能力,从而不断对外部世界各种事物进行价值思维肯定所创造的。人的智力是按照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环境而发展的。人类本身,连他的血肉之躯都是属于自然界的。但是人类之始是在非常不利的自然条件下生活的,冰天雪地,赤身裸体,栖于洞穴,卧于积薪,爪牙不足以自卫,肌肤不足以御寒,筋骨不足以避利害。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不断地努力调节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同时也要不断地调节和控制自身。这样,不仅人类在长期的发展中引起了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且其自身的智力也在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得到了进化,一步一步走向高级的阶段。自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多方面的运动和各种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劳动则是决定性的因素。正是在劳动过程中,人类实现了手与脚的分工,头脑也发达了起来,同时产生了思维和表达这种思维的语言。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逐渐地变成了人的脑髓。人类进化史告诉我们,人类从攀树的猿群到正在形成的人、再到完全形成的人经过了几千万年。但是不管这段时间多么长,由于劳动,人类最后毕竟出现了。正是劳动创造了人类自身,也是劳动使自然界的事物变成了为人类服务的对象。远在第三纪的中新世和上新世(距今2500万至1200万年),印、巴交界处以及希腊、土耳其和中国云南等地的腊玛古猿和非洲的南方古猿就已经开始使用自然的工具(石器),并且会说话,有了简单的语言。从这个时候起,蒙昧的人类就有了初步的文化。不过,这些古猿还是正在形成中的人,这种文化也不过是对天然物的利用,只不过是对自然物的简单的价值思维肯定,因此,严格说来,这种文化还不能算真正的文化,而只能算是一种潜文化;但从这些自然工具中已经可以看到人类文化创造的曙光,也可以叫它曙石文化。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从来没有一只猿手曾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因此可以说文化的起源是从人类能够制造工具的那飞夭开始的。人类从能够用劳动创造工具,也就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因此,讲文化是人类在劳动中创造的,这种劳动并不是指“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而是指人的创造性的劳动,是人为了自我实现根据其能力与手段改造自然物,使其成为我们存在的那种人文形式。动物式的本能劳动形式决不能创造文化,因为它只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只是一种本能行为,既不能创造事物,也不能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做到这一点,才是文化创造的真正起源。现代考古学也证明,人类在300万年前后的更新世开始制造劳动工具,从而开始创造自己的文化。例如,非洲的奥杜威文化和中国的元谋人文化,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尽管当时的石器文化很粗糙,很简单,但它却是人工制造出来的。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经能够直立行走,故称直立人。他们由于创造了文化,也就真正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变成了完全形成的人。从那个时候起,人类的智力越来越发达,文化的创造也就越来越丰富、多样,越来越服务于更高级的目的。为充饥而制造食物,为御寒而缝纫衣服,为避风雨而盖房屋,为交通而兴舟梅、桥梁之利。所有这些物质文化都是人类在劳动中为适应自己的需要而从自然界中创造出来的。
自然,人类最初创造这些文化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是最简单的发明、创造,在当时也经过了几万年、多少代人的共同努力。在当时,教人取火者、教人耕种者、教人缝纫衣服者等,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都是大圣人,大学问家。中国古代的姥人氏、神农氏、伏载氏以及黄帝、尧、舜等,皆是这样的大圣人、大学问家。后世人不知人类文化创造渊源而神化他们,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成为完全形成的人,社会这种新的因素就出现了。不管社会的形式如何,它都是人类互动的产物。人类一开始就是社会性动物,因此,人类发展及其文化创造是与社会发展分不开的。社会发展使人类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加确定的方向。正是在社会活动中,人类不仅社会化了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社会的对象,而且也社会化了自身,使自己成为现实的人,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创造自己的文化,都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即必须结成一定的关系、一定的社会,才有可能。语言、思维、观念等,一方面是人类调适其与自然界的关系即自身不断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调适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们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是出于人类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出来的。至于像风俗、习惯、伦理观念等,更是人类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其他制度性文化也是这样。在远古的蒙昧时期,人类聚生群居,不耕不稼;长幼相处,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聘不媒,饥则求食,饱则弃之,本来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据让之礼,无衣服、宫室、积蓄之便,无机械、舟车、城池之备。但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现,人类社会才发展出许多制度性文化。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不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为了不乱不穷,人类社会才变得“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中国古代的周礼就是这样产生的。《礼记》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礼义制度都是家庭和私有制出现以后为维护社会存在和调适社会关系而被制定出来的。如果说原始的诗歌、神话、传说等艺术形式的出现主要反映人类初期的自然观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学、艺术一类精神文化则主要是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产物了。荀子讲,“雕琢刻镂、市市献文章,使足以辨富贵”,“钟鼓管磐,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等等,都是源于社会需要,为“纲纪四方”服务的。其他像真、善、美、恶一类的社会意识,也皆产生于社会分割等级制度,也是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发展的产物。社会的发展不仅社会化了人类,也使一切文化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独特的社会存在形式,赋予文化以社会学属性。
正因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物,所以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现象,任何其他动物都没有文化。
关于动物有没有文化,会不会创造文化的问题,是19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潜心研究和十分关注的事情。19世纪有一位民族学家威斯特若普(Westropp)曾告诉达尔文,说他在维也纳动物园观察到一只熊从笼子里伸出掌来有意地、用心地把栅外池中的水搅出一个旋涡,让水浮动而抓到一块面包,并问及这类动物与受过文化熏陶的人有什么相异之处。这位民族学家的意思是,熊的这种动作和行为是不能归结到本能或习惯上去的,而是一种有文化的行为。这位民族学家的看法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从那时候起,关于动物语言的研究,关于动物崇拜的研究,关于动物心理、情绪等等的研究,充斥于各种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著作。20世纪初期美国的哈特(Hart)和班铁耶尔(Pantizer)写过一篇题为“高等动物是否有文化”的文章,认为文化不过是一种传授行为的模式,鸟类与其他动物也能传授行为模式,故认为鸟类与其他动物也有文化。近年来,美国的一些社会生态学家则从新的生物定数论出发,研究鼠类的群体生活和狲猴的社会秩序,以期证明它们也有自己的文化行为。总之,他们认为,文化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其他动物也有文化现象,也能创造自己的文化。
达尔文曾经告诉我们,人类与其他高等动物在少数几个本能上是彼此相同的,如彼此都具有一些感觉、直觉和知觉,具有各种情欲、恩爱、情绪,甚至比较复杂的高级灵长动物也有妒忌、猜疑、争胜、感激、器量,也懂得进行欺骗和复仇,也会奚落人家,也有幽默感和好奇心,也具备一定的模仿、注意、沉思、抉择、回忆、想像、联想、推理等等的能力。但是,达尔文把这些仅仅看做“本能”上的动物心理。他认为,“在心理方面,最低级的人和最高级的动物之间,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差别”;并且认为,“任何低于人的动物,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尽管动物有许多与人类相同的本能,尽管动物也能根据这些本能营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如蜘蛛结网、蜜蜂造蜂房、猴子在树校间搭窝棚等,但是由于它们不能把感觉、知觉与复杂的意识和一连串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思索,不能利用这种思索做出更加明确的判断和采取更加合理的行动来服务于更高的目的,所以它们只能遵从一条从古到今永不改变的行为路线活动。马克思曾经非常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他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鳖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更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正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完成。”动物虽然也有群处的本性,但它们并不与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不是为我而存在的。所以动物的活动始终是一种生物性行为,它们的关系始终是一种生物物理关系。普列汉诺夫在谈到艺术、美感等的起源时说:“它的起源必须在观念的一种非常复杂的联想中去寻找,而不要在跟它显然没有一点儿(直接的)关系的生物学规律中去寻找。”艺术的起源是这样,其他文化的起源也是这样。离开了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离开了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社会意识以及表达这些意识的语言,文化就无从创造。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社会人的感觉和非社会的动物的感觉是不同的。只有在感觉对象对社会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时候,人化的自然界才能被创造出来,成为社会的物质文化;同样,意识只有摆脱了天赋的本能并发展为抽象的思维,才能创造出社会的理论、哲学、神学、道德、法律、文学、艺术等等精神文化。因此我们说,文化起源的问题只能从人的社会学性质上寻找答案,而不能从生物学的本能上寻找答案。
综上所述,我们关于文化起源问题的主张,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文化起源于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它是人类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结果;(2)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文化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现象;(3)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只有人类才是文化的创造者,其他任何动物都是没有文化的。
第二节 文化的积累
我们今天丰富多彩的文化并不是人类一下子发明、创造出来的,而是人类长期积累的结果。所谓文化积累或累积,乃是指保存旧文化和增加新文化的发展过程。
文化积累是人类特有的本领。我们知道,动物虽然也能适应环境营造自己的生存物,如鸟儿筑巢,蜜蜂造蜂房等,但这种行为只是一种本能,因为它们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对现实世界的对象的需要,也不能积累经验,改进这种需要,所以它们只能千百次地重复那些简单的行为。人类因为有了意识,才能认识到感觉对象对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官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正是通过这种肯定,人类才在调适、控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积累经验,创造出愈来愈丰富多彩的文化,并把它们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从而使文化积累越来越多。
文化能够积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人类语言和文字的发展。我们知道,动物虽然也能使用某些音节,也能理解某些声音的意义。但是它们并没有发展出语言,因而也不能理解各种复杂的音节及种种声音的全部意义。所以它们只能简单地模仿一些事物,而不能用语言把它们的模仿性行为传授给后代。人则不然。人不仅能用复杂的语言传达清晰明白的意义,而且能够用语言做工具,交流思想和感情,传授经验和知识,使文化在一代代的绵延中保存下来。特别是文字出现以后,人不仅可以把各种文化刻之于竹简,印之于丝帛、纸张,而且可以跨越时代地进行文化传递。这就大大加快了人类文化积累的进程。
自然,文化积累并不仅仅指同质文化在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指新文化的创造。在文化传递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上一代把经验、知识、技术、思想、理论、方法等传递给下一代;另一方面,下一代又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补充、发展、丰富原有的经验、知识、技术、思想、理论、方法等,进行新特质文化的创造和积累。
如果把新文化的增加放到不同的时间、空间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文化积累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民族文化积累,另一种是外来文化积累。
所谓民族文化积累,是指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民族所进行的文化创造和积累。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人类每天都在发明、创造,而且每个地方的人都是单独进行这种发明创造的。这种单独的发明、创造,大多都受特定的地理、地质、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如草原地区的人们发展了饲养术、皮毛制造、帐幕等文化特质;平原地区的人们发展了土地耕种、五谷栽培、房屋、村落等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都是不同民族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发明、创造并积累起来的。
所谓外来文化积累,乃是指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相互吸取的积累。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相同的,因此,人们一旦发现异域的某种发明、创造更适合自己的需要,就会把这种文化接受过来,变成自己的文化积累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增加的现象就是外来文化积累,或者叫文化传播积累。关于文化传播,我们将在本书第十二章专门论述,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在文化积累的过程中,自然也有文化遗失。所谓文化遗失,也有几种形式。第一种是人类创造、发明的某些文化由于不再适合自己的需要,慢慢消失了。例如我们有了电灯,过去的棉油灯、豆油灯、煤油灯等就被弃而不用了。因为新的文化比旧的文化优越,人们自然放弃旧的文化而保存新文化。这是一种文化自然选择过程,也是一种文化更新现象。但新文化的创造也多以旧文化为基础,因此,这种文化小时现象实际上是更高形式的积累。第二种遗失是原来人类创造的某些文化在传递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失传了,绝迹了。以古代西亚腓匿基民族为例,由于他们当时被排除在商业、贸易之外,由于他们被亚历山大政府及继而来的衰落,所以他们的大部分发明长期失传。中世纪的玻璃绘画艺术的失传也是这样。中国古代《周礼·冬官·考工记》所记载的一些攻金、攻木、攻皮之术,也都失传了。这种文化失传是文化传递过程中的损失。但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人类得到的东西总是比失去的东西多,因此,从总的方面说,人类的文化还是表现出积累的趋势。
正是由于人类文化得到不断创造和积累,所以文化才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人类自身也才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完美。摩尔根认为,人类是“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现代考古学,特别是近一百多的文化考古学所发现的世界各地的不同时期文化层的遗址,越来越证明了摩尔根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如果我们根据文化考古学的发现(包括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对原始民族的考察结果),把人类各个时期所创造的文化特质列成一个表格,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文化不断积累的事实,同时也可以看出文化积累与人类进化的相互关系。具体情况参看下页《人类进化与文化积累表》。
我们通过该表可以看出,在旧石器时代早,人类的文化是非常简单的,那时人类尚处在蒙昧时期的低级阶段,刚刚学会打制一些石器,或兼用一些骨角器;到了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人类才开始学会压制、加工修理一些复杂的石器,器具有了分工,并且已知用火熟食,出现了棚式房屋、兽皮衣服以及埋葬的风俗,原始的雕刻、绘画也出现了;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弓箭,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开始从蒙昧时期高级阶段向野蛮时代过渡。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类学会耕种土地、饲养家畜、使用陶器,文化积累才初具规模;到了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人类学会了冶炼技术,使用铁器,发明轮陶,出现了农村公社和城堡,开始发明并使用文字,从那时候起,人类开始从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过渡,渐渐进入文明时代。从此以后。人类物质文化日益繁富,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开始繁荣,社会组织也日见严密完备,特别是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人类的文化史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有特色的历史时代。
文化积累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是由积累而成的。人类初期,是在没有文化积累的情况进行发明、创造的,所以只是从天然的石器利用中渐渐学会打制简单的碎石器。随着文化积累的增加,文化日渐复杂,物质文化由石器渐渐发展为骨角器,再发展为术器、陶器,再发展为铜器、铁器;精神文化从原始的风俗、雕刻、绘画发展为精制的工艺品、装饰品以及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社会组织从血缘家族、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发展为部落、种族、民族、国家,其制度性文化也越来越丰富、完备。人类文化的积累正如一个豪富家族的家资积累一样,并非一代人之功,而常常是几代人共同努力发展的结果。孔子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又说“周因于殷礼”。这也就是说,周朝的社会文化繁荣是夏、商文化积累、延续的结果。刘 * 在谈到文学艺术的发展时也说:“夏歌《雕墙》,综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讲的也是文化积累的道理。汉代思想家王充曾把这种文化积累发展的过程比做“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庵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文化在一代一代的传递中积累,蓄之于时代,如流水蓄之于土壤,水土滋润,才能人才辈出,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文化的积累,也就没有文化的发展;反之,文化积累愈多、愈厚,其发展也就愈繁、愈富。
文化积累的速度是与文化的发展成正比的。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出,人类从早期直立人到晚期智人,由于处于蒙昧时期,文化积累甚少,因此文化发展经过了300万年左右的时间。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到中石器时代,人类文化有了一定的积累,文化发展速度才渐渐加快,但到弓箭发明并进入蒙昧时期的高级阶段,也用了5万年左右的时间。从人类学会了人工取火,发明了弓箭以后,文化发展才日益加快,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出现,中间只用了不到1万年的时间。从那时以后,人类文化由于有了相当的积累,才开始长足地进步。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只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就发展出现在高度繁荣的文化;特别是从17、18世纪以后,人类在短短的几百年之间所取得的高速度的文化发展,连人类自己也感到吃惊。如果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那么可以说,在20世纪以前的几千万年间,我们人类一直生活在襁褓之中;从20世纪以后,人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挣脱了襁褓,开始了征服宇宙的新时代。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不仅说明了当代人类知识储存的密度几乎达到了饱和状态,也说明文化发展的速度达到空前高峰。当代科学技术及物质文化创造所以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乃是人类几千年以至于几万年文化积累的结果,没有这个积累作为基础,就难以有如此高速度、高密度的发展。这不应归功于哪一个科学家或聪明才智卓绝的人物,而应该归功于文化高度积累的结果。自然,我们并不否定某些科学发明家的聪明才智,但是,如果离开了时代的文化积累,这些聪明才智本身也不可能发展到球样的高度。试想,如果没有以往的文化积累做基础,爱迪生能够在电发现以前发明那么多电器吗?勋伯格能够在原始时代发明十二阶音乐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此以前没有提供可供进行这些发明的材料。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在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积累基础上的。没有这种文化积累,没有文化积累所提供的现实材料,任何科学发明、创造,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术,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最后要说的是,文化发展虽然是以经验知识的积累为基础的,虽然是与文化积累成正比例的,但是,这决不能说文化的发展是直线进化的,更不能说现代文化一定是进步的,一定胜过古代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停留于经验实在的,而是超越经验实在,依靠精神主体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断向上提升的。越是停留于经验实在,越是依赖于经验实在,越是不能达到某种最高的精神境界。
第三节 文化的“突变”
我们说文化积累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并不是说同质文化增加了,文化也就发展了。例如,人类的轮车在蒸汽机车出现以前用了几千年,一代一代地生产,数量一代一代地增加,这能不能说成是文化的发展呢?自然不能。因为它只是同质文化在数量上的增加,并没有创造新的文化。文化发展是以新特质的文化创造为标志的。陶器时代是以陶器的发明为标志的,不管是当时生产了几件,还是后来生产了几万件。现代文化也是这样,如蒸汽机的时代是以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的,即便后来生产了多少万台蒸汽机,这个时代文化的发展也只能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
那么,文化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呢?进化论者认为文化是由简单到复杂进化来的。那么为什么轮车用了几千年没有进化呢?石碾子、石磨也用了几千年,为什么没有进化出电动机碾子、电动机磨呢?传播论者认为文化发展是文化传播的结果。其实,所谓文化传播,不过是同一个文化特质在不同民族区域的传播。对采用这种文化特质的民族来说是发展了,因为他们增加了新的文化特质。但对整个人类文化来说,并没有增加什么新文化,如埃及人发明了玻璃,先后传到欧洲各国,但它同样是玻璃制造,也还谈不上文化的发展。其他像心理论者、功能论者等等的文化发展观点,虽然也说出了文化发展的某些因素,如心理论者从人类心理的发展说明文化发展的动因,功能论者从社会功能需要说明文化创造的必然性,但是他们都只是说出了文化发展的条件,并没有从文化自身的内在规律说明文化发展的实现。
19世纪,当达尔文的学说非常盛行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则提出反对意见。达尔文的学说认为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反对者则提出反问,现在的猿猴已经存在多少万年了,为什么没有进化成人呢?因此,在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时候,19世纪60年代的某些生物遗传学家在悄悄地进行着另外一些试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德尔(G-Mendel)的豌豆杂交试验。这项试验的最有意义的发现是生物中存在着一种稳定的、不可改变的遗传单位,即基因,遗传过程通过基因的不断变化的组合而产生新的变异。孟德尔的著作是1900年被重新发现的,进入20世纪以后,一些遗传学家以一系列的试验补充和完善了孟德尔的结论,使遗传学成为一门高度精确的科学。过去,人们认为,生物是由单细胞演变而来的,复杂的生命是由简单的生命连续不断地进化而来的O现在,这门学科告诉人们,生物界是通过两种基因偶然的接触而产生出新的物种的,它是由变异累积成的遗传趋势通过基因的偶然结合而发生的结构突变,这种突变不是自然地平稳地进行的,而是跳跃式的、质的巨大飞跃。生物界及整个生命现象正是通过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变动,才造就了今天复杂的生命现象。一些学者以此揭示生物世界的复杂奥秘,否定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和天竞物择的法则。二三十年以后这门学科的理论渗透到化学、物理学等各个领域,有关研究者们不仅以此解释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现象,还以此解释整个宇宙的进化运动以及社会的、文化的和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由此形成-种新的方法论,即“突变论”或叫“巨变理论”。西方一些社会学家以此理论来说明社会可以自然地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更新的阶段,这自然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非常复杂的因素及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但作为一种吸收现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的理论和方法,这种解释模式对于我们研究文化现象的创造和发展,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实,所谓“突变论”并不是别的,正是17、18世纪的科学所揭示的量变与质变的发展规律及其相互转化所体现的辩证方法论。这种理论认为,有机体的形成并不是简单的组合或复杂的复合,而是特定条件下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种飞跃可以是进化的,也可以是退化的。它不像达尔文自然进化论那样机械地把两个互不相干的事情混淆起来,而是非常重视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亦即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并注意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它并不像进化论者所说的那样,只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质到异质的自然进化。一个文化不会自然地发展为另一个文化,即使这种文化已经积累了几千年,如果不实现文化突变,它依然还是不能发展的。
所谓“文化突变”,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特质或要素通过接触、结合产生新文化结构的飞跃过程。只要我们翻开人类文化史就会发现,所有新文化的产生,都是两种以上的文化要素相结合而突变出来的新结构、新形式。在原始时代,人类给石刀、石斧加上一个木柄就是一种文化突变,这种带柄的石刀、刀斧,不过是无柄的石刀、石斧与棍棒结合的产物。当时的人类在劳动中也许偶然地发现,给石刀、石斧捆绑上一个木棍,更好用,更省力气,以后就照此办理。这是人类在物理学上的一种进步,虽然他们当时并不一定懂得什么叫杠杆原理,但是他们通过劳动实践,把两种简单的文化要素结合在一起,就突变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形式。其他新物质文化也是这样产生的。如原始的狗拉的木撬或马拉的无轮车是人类驯养牲畜与托木的结合。当时的人类劳动一定非常之累,也许有人忽然想到让这些动物拉拉看。最初这些动物一定不听话,调皮捣蛋,于是人就强迫它们干,于是就产生了驯狗、驯马拉木撬、无轮车的技术。直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巴比伦人才发明了轮车。这种新文化不过是狗拉的木撬或马拉的无轮车与滚木、滚环一类文化的结合产生出来的。到了19世纪,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英国人才在轮车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动力文化——蒸汽机,突变出机车文化。其他像蒸汽机船,则是独木船、小饺子、帆船与蒸汽机结合的产物。18世纪的纺纱机、织布机也是由原始的纺车、织布机发展而来的。它首先由这些原始的纺车、织布机发展为英国的珍妮纺纱车和海斯水力纺纱机,然后在此基础上,与蒸汽机动力相结合,才突变出英国18世纪的纺织工业机械。
精神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这里我们不妨以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人类原始的绘画、雕刻就是这样产生的。在旧石器时代的那些动物画、狩猎图以及粗糙的雕刻,是经过多少万年的文化积累,由石制或骨制的短剑、缝针与狩猎生活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种结构形式。1879年,在西班牙丹德尔省发现了柯尔太米拉洞窟壁画,1940年,又在法国南部蒙蒂尼亚地区发现了拉斯科拉斯洞窟壁画,壁画中的那些野牛、野鹿以及其他动物画,都是用动物油脂和颜料混合后涂抹而成的,这说明当时人类已经发现了化学,而那些壁画则是化学和艺术相结合突变出来的一种结构形式。亚里士多德曾把诗歌、绘画、舞蹈一类艺术的产生归之于摹仿,但摹仿本身也是感官积累的突变和飞跃。所谓快乐冲动不过是人类积累起来的一种感情,有了这种感情积累,人才能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一种摹仿形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瞠叹之;磋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诗不足而歌,歌不足而舞,歌与舞的结合就是戏剧。戏剧不仅是歌与舞相结合的形式,而且是与装饰艺术相结合产生的新的结构。据《周礼》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眉,帅百隶而舞时难。”难即*,时难就是按季节月令化装表演的一种原始的戏剧,是舞蹈与装饰艺术相结合突变出来的一种结构形式。艺术的这种突变在现代艺术的创造和发展中也是同样存在的。如芭蕾舞是原始欧洲古典舞蹈,起源于意大利,19世纪形成于法国,到19世纪初期,与一系列的脚尖舞技相结合,才形成一种独立的现代艺术。大家知道,电影是活动照相技术与幻灯相结合的产物,而电视文艺、电子音乐等等则是随着电子工业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而突变出来的新形式、新结构。
艺术是这样,其他像宗教、道德、哲学、法律等精神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也都经过突变的过程;从原始巫术、图腾崇拜到宗教信仰、哲学观念的形成,从一般的风俗、习惯到道德观念及法律制度的出现等等,也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经过多次由量变到质变的突变,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每一次突变都是量的积累的结果,同时又表现为质的变化。不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变化,这种从积累到突变再到积累的发展,是一种规律。不过精神文化的突变要比物质文化复杂得多,特别是文化价值体系的突变,更是如此。它不仅牵涉到不同精神文化的内在价值及文化主体的价值判断,而且还牵涉到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境与情势。
文化接触是实现文化突变的重要条件。所谓文化接触,也就是不同特质的文化接近、交叉、相互发生联系等等的过程。没有这种文化接触,文化也无法实现突变。轮车是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巴比伦人发明的,为什么美洲的印第安人虽然早就懂得了滚木和纺轮,但直到十七八世纪仍没有发明轮车呢?埃及人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就已经学会了养马驾车之术,但他们为什么一直停留在这种马拉动力文化上,而没有发明出机车文化呢?现在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已经进入了电子的时代,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南部森林岩洞中发现的塔桑代人,文化上还处在棍棒、石刀、石斧的石器时代,为什么他们的文化没有发展或进化到现代民族的水平呢?其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文化与外界的文化没有接触的机会,因而也就无法实现文化的突变,使文化得到发展。两个不同的动植物品种进行杂交可以产生出新品种,这是生物学上已经证明了的定律。虽然把这个定律搬到文化社会学上并不完全合适,但是,两种文化特质即使积累延续了几千年,倘若它们互不见面,不能发生联系和接触,也就很难产生出新的文化特质。只有实行文化接触(不管是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特质的接触,还是一个区域民族文化内部不同文化要素的接触),才能实现突变,才能达到由单质到异质、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由此也就可知东西方文化接触交流的重要了,因为它也许会突变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一种新的文化精神。
自然,文化突变并不是仅仅由两种文化特质的简单接触实现的,它不仅牵涉到许多文化要素的相关变量,而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例如,蒸汽机文化的发明不仅与当时的机械材料加工和精密工艺技术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当时的热学理论的发展分不开。这里文化的突变表现为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每一次科学理论的发展都为新技术开辟了道路,转化为新的技术体系,而新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技术体系的进步又为文化突变积累了条件;同时,文化突变的实现又将极大地推动和促进科学理论和技术体系的发展。如果用模式表示出来,即如下图所示:
这个模式只是表示了物质文化突变与科学理论、技术体系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一部分环节,如果把各种科学理论和技术体系的各种要素都考虑进去,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过程以及作用于文化突变的过程将更为复杂。至于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如道德、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突变过程,则涉及到更高、更深层次的变量。关于这些变量关系,我将在“文化生产”一章里详加讨论,兹不赘述。
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依赖文化的积累及文化接触过程的突变,这已无须多论。但是,文化所以能够实现突变,并不简单取决于文化积累和文化接触,因为这两者都只是实现文化突变的条件,还不是文化突变得以实现的内在原因。而要说明文化究竟是怎样实现突变的,我们就不能不谈及文化悖论的问题了。
第四节 文化悖论
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变成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每一次文化突变所产生的新文化,虽然较之旧文化是一个进步,也较旧文化更适合人们的需要,但是,任何新文化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其内在结构和功能都存在着不合理性,都存在着自我相关的某些矛盾、错误、缺陷和不足;人类创造了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却愈来愈可能成为束缚人类自身的东西,成为不能满足人类需要的东西。我们把文化的这种自我相关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称为文化悖论。
文化悖论在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人类创造了神,而神却成了禁锢人们头脑、束缚人们精神的偶像,使人们拜倒在它的面前。人类创造了各种社会文化制度,然而这些社会文化制度却成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精神文化是这样,物质文化也是这样。人类创造了大机器生产,然而人类却被束缚在这些大机器身上,把自己分裂成了孤零零的片断。人类创造了现代化大工业,然而污染、噪音愈来愈危害着人类自身,成为了巨大的威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些文化本身存在着不合理性,存在着自我相关的悖论。
人类创造出了这些文化,一旦发现它的不合理性,发现它不再适合自己的需要,就要想办法排除其悖论,创造更新的文化。因此我们说,隐藏在文化创造家和发明家背后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真正动因,并不是他们短暂的智慧爆发和瞬息即逝的灵感,而是所处时代的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正如技术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的需要一样。如果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科学、技术等智能文化是这样,其他文化也是这样。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真正社会学动因就在于社会需要。这种需要一旦产生,就将以空前未有的力量促使人们(包括科学家、技术家)去克服文化悖论,创造新的文化。
事实上,整个人类文化史表明,一切新文化的发明、创造都是在不断排除旧文化的悖论中产生、发展的。所谓宗教改革、制度改革、文艺批评、技术革新、科学革命等等,都是为了克服或者否定原来文化的不合理性,排除其悖论,使之变得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加符合人们的社会需要。人类创造了神,创造了上帝,也创造了为神和上帝服务的整个神学文化,包括宗教及其教会,包括宗教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包括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法律、文学、艺术等等。当它们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进步和天性发展的包袱的时候,一场反对宗教神学的文化革命的发生就成为必然O西方十五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这样产生的。当时的思想家们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世俗反对天国。在他们看来,上帝何在?太一安有?天国是渺茫的,人间是真实的,只有世俗的文化生活才是可亲近的。他们改革宗教,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合理的东西,以新的哲学、新的文化,重新建立人们的伦理道德精神。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先进的人们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等等,也是属于这种情况。其根本精神仍为否定旧文化的不合理性,排除旧文化自我相关的错误、缺陷等等的悖论,求得新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虽然这种文化批判或文化革命本身也包含着非理性或不合理性。
这一点在物质文化及科学、技术一类智能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就说明了这一点。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苏格兰已经有托马斯·纽康门制造的大气机。由于大气机在每次蒸汽进入汽缸后都需要获得真空,人们不得不在汽缸上喷水让蒸汽冷却,然后再重新加热。这种结构的自我相关的缺陷是耗煤多、成本高、效率低。瓦特为了排除这些缺陷,进行了给人类社会结构带来巨大变迁的发明创造,即在第二个汽缸上加一个冷凝器,大气机与冷凝器相结合实现了突变,创造出了第一台蒸汽机。瓦特之后,在当时热力学理论指导下,人们又进行了更为复杂的内燃机、蒸汽轮机等热力机的突变,使蒸汽机文化愈来愈进步,愈来愈完善,虽然它永远不能够尽善尽美。在科学、技术、知识等智能文化领域里,可以说,每一次文化突变都是对其不合理性的否定,都是对其自我相关的悖论的排除。伽利略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人为的运动与自然的运动分割的体系,为近代科学开辟了道路。牛顿突破了伽利略“地上”物质运动规律与开普勒”天上”行星运动规律的隔绝状态,把它们联系起来思索,构造起了他的力学体系,并使它渗透到物理学的各个领域。从此之后,古典力学和古典物理学好像成了神圣的殿堂,使人望而却步。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批物理学家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大革命,相对论、量子力学相继出现,并引起了天文学、化学、物理学的革命,导致了天体物理学、宇宙学、量子化学、生物物理学、分子生物学等边缘学科的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的发展,与其说是科学发明家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还不如说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否定了旧的东西更好些。正是他们否定了旧文化的不合理性,排除了旧文化的悖论,才创造出了更加合理的结构形式,把文化推向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一般地说,人们排除简单的文化悖论是比较容易的,例如改革一个工具,进行一些小的发明、创造,因为它结构简单,所以排除其不合理性也容易些。但是一些比较复杂的文化,特别是在牵涉到许多文化变量时,要排除悖论、创造新文化,是比较困难的。例如,现代高度自动化的纺织工业文化不仅涉及到植物学、化学、机械学、电力学等,而且还涉及到现代数学、现代逻辑学以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等,实现这样的文化突变比改造一台纺花车和织布机就要复杂得多了。因为这些文化的结构极其复杂,所以每一次突变所产生的悖论的相关层次也更深,不仅各个层次自相缠绕,自相矛盾,而且不同的层次之间也常常出现超级的缠绕和矛盾。如果没有多学科的密切合作,没有对各门学科的综合研究,要想排除这种悖论要想、从这种复杂的缠绕中摆脱出来,创造新的文化,是极其困难的。现代物质文化是这样,现代社会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也是这样。所谓社会改革之难,就在于社会文化的超级缠绕的悖论不容易排除。这也正是当代文化科学发展;现综合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各门文化科学集体攻关,才能排除超级缠绕的悖论,求得现代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不管现代文化悖论怎样复杂,怎样不容易排除,人类总得有所创造,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人类只有不断地排险文化悖论,才能一步一步地推动文化向前发展。一种文化悖论被排除了,就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从它突变出来的那天开始,自身又存在着新的悖论,人们又不得不为排除这种新的悖论而努力。人类的整个文化就是这样不断地向前发展的。
自然,任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不能离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都是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空间的为了说明人类文化的具体、实际的发展情景,我们将在下面几章头别进行讨论。
思考题:
1、简述文化产生的根源。
2、简述文化积累及其原因。
3、简述文化积累的主要形式。
4、简述文化突变的形式和条件。
5、试述文化悖论及其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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