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0-08-25 16:52:39 点击: 次
(金融保险)中国国有银行的渐进改革逻辑(大纲)
中国国有银行的渐进改革逻辑
张羽李黎
(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连,116025)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从多角度探寻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寻找更切实可行的改革方式。文章主要观点有三:第壹,制度变迁具有内在渐进性的逻辑,国有银行改革作为壹种制度变迁也必然遵循这壹基本逻辑;第二,转轨经济下国有银行且非完全缺乏效率,这使得国有银行改革事实上且非像壹些人所想象的那么急迫;第三,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是提高自生能力,而这恰恰需要时间。本文的结论是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有其内在的渐进逻辑,期望通过壹次“震荡性”疗法来完成商业化改革注定会无功而返。
关键词:国有银行改革;制度变迁;银行效率;自生能力;渐进逻辑
作者简介:张羽(1976—),男,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生,辽宁沈阳人。
E-MAIL:zhangyu7681@21。
李黎(1978—),女,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生,辽宁抚顺人。
联系地址:东北财经大学157信箱04级博士生,116025。
TheGradualLogicofReformonChineseStateBanks
ZhangYuandLiLi
(Dongbe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Dalian,116025)
Abstract:ThispapersearchesfortheinherentlogicofreformonChinesestatebanksfromthreeaspectsinordertofindamorefeasiblereformstyle.Therearethreemainviewpointsinthispaper:First,institutionalchangeshaveinherentlygraduallogic,thereformonstatebanksasakindofinstitutionalchangesmustfollowthisbasiclogic.Second,statebanksdohavecertainefficiencyintransitioneconomics,whichsuggeststhatthereformonstatebanksisnotsourgent.Third,thekeyofthereformistoimproveautogeneticabilityofstatebanks,andthisneedsalotoftime.TheconclusionofthispaperisthatthereformonChinesestatebankshasitsinherentlygraduallogic,anditisafutileeffortifweexpecttosettletheproblembyashocktherapy.
KeyWords:ReformonStateBanks;Institutionalchanges;BankEfficiency;AutogeneticAbility;GradualLogic
中国国有银行的渐进改革逻辑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从多角度探寻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寻找更切实可行的改革方式。文章主要观点有三:第壹,制度变迁具有内在渐进性的逻辑,国有银行改革作为壹种制度变迁也必然遵循这壹基本逻辑;第二,转轨经济下国有银行且非完全缺乏效率,这使得国有银行改革事实上且非像壹些人所想象的那么急迫;第三,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是提高自生能力,而这恰恰需要时间。本文的结论是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有其内在的渐进逻辑,期望通过壹次“震荡性”疗法来完成商业化改革注定会无功而返。
关键词:国有银行改革;制度变迁;银行效率;自生能力;渐进逻辑
壹、引言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以其艰巨性和特殊性而壹直引人注目。最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则表明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悄然进入了壹个重要而敏感的时刻:相对于以往修修补补的改革,此次股份制改造是壹次突破性的制度变革,中国国有银行向商业化转变迈出了关键的壹大步。平心而论,这应该是壹次令人鼓舞的变革,不仅仅因为这次变革体现了政府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而且从世界范围来见,股份制是银行业的主流,实践也证明其是富有效率的。
但问题在于,付出“昂贵”成本而推行的股份制改造且不是全部故事的结尾,相反,故事恰恰才刚刚开始。对于国有银行下壹步改革该如何走,理论界和管理层尚存有争议。就目前来见,主流的观点大体有俩种:壹种观点认为应赶在2006年以前实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大幅度减少国有股比例,且积极争取早日上市;另壹种观点则认为,不要急于上市,而应该把改革的重点放在X公司治理上,加强内部管理,严格外部监管,国有银行的困境就能得到解决。从表面上见,这俩种观点大相径庭,但仔细壹想就会发觉其逻辑起点均在于国有银行自身,这显然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味道。这俩种观点明显是受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间约束效应”的影响,到2006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届满之后,我国银行业将面临外资银行的全方位竞争。在这种态势下,我们观察到政府和理论界开始逐步赋予国有银行改革行动以强烈的寻求和国际接轨的意愿,这次股份制改造就是壹个典型的例子。正如张杰(2004)所指出的,壹旦这种意愿左右了改革决策者的思维,则更为大胆的改革计划就会被迅速拟出且付诸实施。在这种急迫的心态下,寻求银行帐面指标的短期和静态达标以及银行外观和技术参数接近于国际通行水平就显得极为诱人,因而上述俩种观点拥有较大的市场就不足为奇了。有趣的是,这让笔者想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全国壹片“恐慌”的心态,“狼”来了应该是当时的写照,然而事实证明这是“杞人忧天”。当前国有银行改革恰恰也有点“狼”来了的味道。实际上,中国国有银行有其独特的演进逻辑,它处在壹个频繁变动和调整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和政府的利害关系牵扯极深且表现得相当复杂(张杰,2004)。因而,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是壹个系统工程,急不得,也快不得,在其他条件(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尚未基本具备的情况下,仓促的改革注定会无功而返,且仍可能影响到长期的银行改革以及社会经济对整体改革的信心。
从严格意义上讲,讨论国有银行改革条件的文献且不少,且且有些显然是包含着真知灼见的① 比如张杰(1995;1997;1998)、钱颖一(1995)等的研究。。我们最近的壹项研究也从内部和外部俩个方面讨论了国有银行改革取得成功的相关条件(张羽、李黎,2005)。但近年来相关文献却日见稀少,其中的原因我们上面已经提及,改革的急迫性已经容不下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因而讨论这些条件在壹些人眼中已经毫无意义,这显然是壹个危险的倾向。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多角度论证国有银行改革有其内在的渐进逻辑,绝不可毕其功于壹役。只有准确把握其渐进改革的内在逻辑之后,我们才能清醒地面对改革困境,
① 比如张杰(1995;1997;1998)、钱颖一(1995)等的研究。
二、制度变迁的内在渐进逻辑:理论支持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它的实质是壹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壹种制度的替代。那么,这壹过程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对于这壹问题的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回答导致了对改革方式的不同选择,于是就有了俄罗斯和东欧的“休克疗法”和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之争。但实践却证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转轨无疑是成功的,而俄罗斯和东欧的“休克疗法”则遭遇了失败。实际上,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已经对此作出了完美的解答,即任何制度变迁从总体上见都是壹个缓慢的过程,内在渐进性是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这主要是由五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即有限理性、路径依赖、干中学、时滞和非正式规则的主导地位。
有限理性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诺斯见来,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俩个方面的含义:壹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由于参加者很多,同壹项交易很少重复进行,所以人们面临的是壹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卢现祥,2004)。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导致无法掌握全部的信息以及不能对未来有准确的预期。制度变迁过程会产生和需要大量的信息,且且变迁的方向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个人或任何由个人所构成的组织都无法人为地从整体上对变迁过程进行设计,只能采用试错的办法逐步推进制度的变迁。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哈耶克(1991)把那种人为从整体上进行秩序设计的构建主义斥为“致命的自负”,他明确指出相对于复杂的社会演进,个人的理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而,由某些个人依照自己的理性设计的制度,不是对他人的强制,就是壹种“乌托邦”。所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前提下,任何制度变迁都不可能由人为设计从而以跳跃式进行的,而只能是动态的过程,是不同人群互动和博弈的渐进、长期、连续的过程。
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的概念最初是由阿瑟(W.BrianArthur,1988)在研究技术演变过程时提出的,但首先将这壹概念应用到制度经济学上的却是诺斯。诺斯认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路径依赖的现象,即壹旦制度变迁走上某壹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着他们当下可能的选择(诺斯,1991),过去告诉未来。路径依赖的存在说明制度变迁的始点和终点且非严格对立,水火不容,相反,制度变迁对初始条件是敏感性依赖的,初始制度的选择即使是偶然的,但由于其带来的报酬递增,结果会强化这壹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而,制度变迁无法脱离初始条件的约束而实现“壹步式跨越”。路径依赖理论实际上强调了旧制度中资源的有用性,在向新制度过渡的过程中人们根本无法做到完全抛弃旧制度中的组织和资源,这使得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的过程会产生壹些预想不到的壹些新的、特殊的制度结构,而这要求人们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地对制度本身加以修正和调整,“制度都是逐渐地被修改的”(诺斯,1995),以达到最终的制度均衡。
干中学
相对于制度变迁对于知识的巨大需求而言,原有的知识存量是非常有限的,再充足的知
识储备也难以将制度变迁过程中壹切不可预料的、不确定的因素都能在初始阶段得到处理。对于那些大量随机因素,只能通过随机性的应变对策进行解决,这就需要个人或组织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新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视学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认为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长期源泉是个人和组织活动家的学习。在和经济和社会变迁相联系的时间维中,人类学习的过程形成了制度演变的轨迹,许多规则、习惯及其制度都是学习的结果(卢现祥,2004)。制度变迁的速度取决于学习的速度,即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由于人类的认知过程毫无疑问是渐进的,那么伴随着学习过程的制度变迁必然也是渐进的。正如诺斯(1991)所指出的,时间对于制度演进至关重要。
时滞
壹般地,只有当预期的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壹项制度才会被创新。可是外部利润的存在且不会立即导致制度的“跳跃式”变迁,因为从认知和组织制度变迁到启动制度变迁需要有壹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制度变迁中的时滞。这种时滞大体上能够划分为四类:(1)认知和组织时滞。从辨识外部利润到组织初级行动团体所需要的时间;(2)发明时滞。如果不知道的安排能够使外部利润内部化,或者如果它们只能以成本侵蚀全部所得为代价而被内部化,那么,另外仍需要壹段时间来发明壹种新“技术”;(3)菜单选择时滞。搜寻已知的可替代的单子和从中选定壹个能满足初级行动团体利润最大化的安排的时间;(4)启动时滞。可选择的最佳安排和开始旨在获取外部利润的实际运营之间存在着时滞(戴维斯和诺斯,1994)。在这些不同类型时滞的制约下,制度变迁的发生不可能壹蹴而就,只能遵循渐进的逻辑缓慢地发生。
非正式规则的主导地位
制度变迁是由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即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正式规则是由人们正式建立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等,是对人的行为的不成文的限制。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表面上的差异且不能掩盖其内在的联系,尽管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正式规则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可是追根溯源,就会发现正式规则来自于非正式规则,任何壹种制度在最初都表现为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例如,哈耶克就曾指出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且不是壹组对人们行动的具体命令,而是社会习惯、风俗的抽象化,法律的形成也是壹个逐渐演化、自发推进的过程,它将人们所共同认可的壹般性规则条文化为国家的某种法律的强制(哈耶克,1997)。这说明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非正式规则居于主导地位,正式规则的演变受到非正式规则的支配① 有些学者认为正式制度变迁本身就具有渐进的特征。但显然,根据我们的分析他们忽略了或并没有深刻认识到正式制度变迁本质上是受到非正式制度的支配。。诺斯(1994)指出,决定制度变迁的渐进性特征主要是由非正式制度的演变的渐进性决定的。他仍强调,正式规则的变化,尤其是产权方面的变化必须有相应的非正规和有效实施补充才能带来渴求的结构。可是,行为标准、习俗、自我实施的行为准则变得很慢,不仅如此,又是事实仍不得不或至少部分地要由
① 有些学者认为正式制度变迁本身就具有渐进的特征。但显然,根据我们的分析他们忽略了或并没有深刻认识到正式制度变迁本质上是受到非正式制度的支配。
上述五个方面的制约因素使得制度变迁从总体上见必然是壹个缓慢的过程,即使在某壹时点上可能会出现突变式的变迁,但这且不会影响制度变迁最终走向均衡的内在渐进性。这壹结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得改革者认识到必须从中国长期制度变迁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对待国有银行的改革,任何旨在追求短期见效的改革方式都是对制度变迁基本逻辑的视而不见。
三、转轨经济下国有银行效率:壹个非主流的分析视角
就目前来见,急于快速推进国有银行改革的壹个基本论据就是国有银行效率低下,在加入WTO的过渡期届满后,国有银行将难以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大量的既有文献(如魏煜.王丽,2000;张健华,2003;姚树洁、冯根福和姜春霞,2004等)也的确支持了这壹观点,国有银行从X-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规模效率等来见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从表面上见,继续探讨国有银行效率问题似乎已无必要。但经过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既有研究割断了国有银行和其制度演进背景的有机联系,仅仅将视野局限于国有银行自身,这必将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严格意义上,只有将中国国有银行体制放到更为广阔的经济体制渐进转轨的背景中去考察,才能使讨论国有银行效率这壹问题更有意义。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观点,金融中介的产生是基于对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克服,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显然这壹结论且不符合中国的情况,中国国有银行的产生且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金融交易市场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由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建立起来的外生性金融安排。因为等待经济自然发展而内生出壹个富有效率的金融中介将是壹个漫长的过程,在转轨经济中作为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国家显然是不能等待的。由于外生的国有银行主要是按照国家的意愿和偏好来配置金融资源,因而它且不能有效地解决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样利用主流理论所提供的方法进行分析,国有银行的低效就不足为奇了。
但若换壹角度来见,故事便具有了新的内涵。根据张杰(2001)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在金融交易市场尚不存在的情况下,由国家通过强制力而构建的国有金融机构在私人贷方和国有借方之间架起了壹座桥梁。在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种外生性国有金融中介的存在,私人贷方和国有借方之间发生关系将是极为困难的,甚至于几乎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银行是富有效率的,或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见,它至少是暂时有效或具有效率增进的性质(张杰,1998)。
在转轨经济下,国有银行的效率体当下俩个方面。壹是对私人贷方来说是富有效率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1978年改革初期,政府、企业、个人部门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33.9%、11.1%和55%,到1999年转变为18.6%、12.2%和69.2%。尽管最近几年政府和企业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但不难见出,个人部门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国民收入的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问题的要害在于,在资金短缺是经济转轨时期国家所面临的壹个颇为棘手的问题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把私人手中的巨额资金转化为投资将是壹种巨大的资源浪费,且因此而制约经济的增长。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将私人手中的资金转化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呢?在改革初期金融市场几乎不存在、改革任务相对急迫、同时国有借方占较大比重的情况下,由国家出面架构外生性国有金融中介便合乎逻辑了。这种外生性国有金融中介虽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但它却有效地促进了私人贷方的联合,充分聚集了私人部门手中的金融资源且加以利用。更重要的是,壹方面,在以软约束为特征的国有借方占较大市场份额的情况下,以国家信誉为担保的外生性国有金融中介将会使得以硬约束为特征的私人贷方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从而贷方能够在几乎是零风险的情况下(以利息的形式)获取投资回报;另壹方面,通过国有银行体制将聚集起来的资金用于支持体制内经济增长,其最终结果必然会引致私人贷方收入的同步增长,个人部门将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显然,国有金融中介的存在对于私人贷方来说明显带有福利增进的性质。
二是对国有借方来说是富有效率的。如果说对私人贷方富有效率是架构国有金融中介的壹个不经意的产物,那么对于国有借方富有效率则是国家刻意为之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甫壹开始,由于上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戏剧性变化,政府的财政能力迅速下降,其直接后果便是原来以财政投入支持体制内经济增长的机制难以为继。于是,通过外生性国有金融中介聚集私人贷方手中的金融资源且利用其支持经济增长便成为政府当时的合理选择。随后的事实也证明,国有银行对转轨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见表1:
表1国有银行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1979年—1996年
FS(亿元)
FS/GDP(%)
GDP增长率(%)
1979
118.97
5.5
7.6
1980
249.28
9.5
7.8
1981
210.31
6.9
4.5
1982
218.51
6.4
8.7
1983
217.56
5.6
10.3
1984
264.16
5.2
14.7
1985
308.69
4.8
13.5
1986
484.15
5.9
8.8
1987
949.79
8.4
11.6
1988
1140.01
8.1
11.3
1989
1423.79
8.9
4.1
1990
1821.17
10.3
3.8
1991
1880.75
8.7
9.2
1992
2184.32
8.2
14.2
1993
3394.17
9.8
13.5
1994
2657.70
5.7
12.6
1995
3320.85
5.7
10.2
1996
4067.70
6.0
9.7
注:FS为国有银行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
资料来源:张杰(1998),第359页附录Ⅱ表C,第68页表2-4。
从表1能够见出,1979-1996年国有银行对国有经济的支持基本维持在GDP的5%之上,这是壹个相当大的数字,而和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能够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巨额的金融支持,体制内的增长和体制的平稳过渡将无从谈起。进壹步地,即使是人人所诟病的不良债权也且非是国有银行效率低下的集中表现。实际上,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包含着各方面的既得利益,是由有关利益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妥协所导致的壹种行为均衡,这种行为均衡在体制转轨时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的,在90年代或90年代以前,银行业形成的大量不良贷款大约有30%来自各级政府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大约30%的不良资产是为支持国有企业造成的,另外大约有10%来自地方的行政环境和司法执法环境,也有10%来自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最后只有大约20%左右的不良资产是来自银行自身的运营管理问题或机制问题①2004北京国际金融论坛,新华网2004年5月19日。。显然,以不良资产的多少来衡量国有银行的效率有失偏颇。恰恰相反,中国国有银行巨额不良债权的形成实际上是金融制度于经济的贡献在转轨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实质体现(马德伦、张显球,2000)。此外,国有银行的有效性仍体当下其对长期项目的选择功能上。当银行面对坏项目、短期见效项目(次优)、长期有效项目(最优)三种不同的投资项目时,在不同制度和不同约束框架下,银行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在壹个权力较为分散、预算约束很硬的环境中,银行往往会选择短期见效的次优项目,这是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的壹般行为;相反,在壹个相对集权、预算约束很软的制度中,坏项目和最优的长期项目都更有可能被银行选中(Dewatripont和Maskin,1989)。而就中国的转轨经济而言,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项目大都属于长期见效的项目,这就需要
①2004北京国际金融论坛,新华网2004年5月19日。
明显地,将国有银行体制置于经济渐进转轨的长期过程来考察,对于国有银行效率问题的回答就会得出大致相反的结论。当然,我们且不是寻找不改革的理由,相反,对于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我们举双手赞成,因为国有银行体制对私人借方来说是缺乏效率的,这也是目前虽然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却得不到融资支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外生性国有银行体制的有效性仅仅体当下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随着经济进入后转轨时期,它的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其效率也将减弱。但问题的要害在于,在国有银行体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壹面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方式?问题的答案显然不言自明。
四、国有银行商业化:提高自生能力的艰巨性
总体上人们且不怀疑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方向的正确性,且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能够说,目前除了直接了当的私有化之外,各种可能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都进行了尝试。比如,放权让利、承包制、促进市场竞争、股份制、X公司治理等。但最终的结果却且不乐观,从技术参数和外观上来见,国有银行越来越接近国际标准,然而其内部结构和行动绩效却依然故我。这说明这些措施且没有抓住国有银行改革的要害。实际上,提高自生能力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有关企业的自生能力,林毅夫和谭国富(LinandTan,1999)曾给出过壹个明确的定义:在壹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壹个正常运营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如果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水平的预期利润率,则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在略微修正了上述概念的前提条件后,我们给出银行自生能力的定义:在壹个适度竞争的银行业中,在既无外部扶持、也无外部压力(或负担)的条件下,壹个正常运营的银行如果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水平的预期利润率,则这个银行就是有自生能力的。银行业的特殊性使得它几乎不可能达到完全自由竞争,因而我们提出银行自生能力的前提条件是银行业的适度竞争。
显然,仅从定义上就能够见出国有银行自生能力问题包含着丰富的内涵,牵扯到各种复杂的利害关系。大体上讲,提高国有银行自生能力应满足俩个最基本的条件:壹是政府从国有银行退出,二是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债关系。容易见出,实现这俩个条件且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壹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政府从国有银行退出的艰巨性
政府从国有银行退出是提高国有银行自生能力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最难实现的关键壹环。壹方面,政府在短期内不愿意、也不敢完全放弃对国有银行的控制。如上文所述,国有银行在促进国有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支柱性的作用。在目前国有企业仍占有很大比重、国企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国家仍然能对经济实施强有力控制的情况下,“政银分离”显然且不符合国家的效用函数。因为,就政府偏好顺序而言,利润目标且非第壹次序因子,由宏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特别是即期稳定体现出来的政绩追求才是转轨国家政府(官员)居于头号的选择(费舍尔,1993)。从另壹角度见,政府放弃对国有银行控制的成本极高。国外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国有银行理论上已经处于“技术性破产”。但和他们的预言相反,中国国有银行非但没有破产,反而保持着壹种“超稳定”的状态。其核心因素在于国家声誉的隐性担保。如果短期内国家退出,那么这种隐性担保便不复存在,它的直接后果是影响到储户对国有银行(实际上是国家声誉)的稳定预期,进而会影响到国有银行的稳定性且可能诱发严重的银行危机。更为现实的是,国家能否从国有银行体制中全身而退本身也是壹个问题。根据胡祖六(2000)的壹项研究,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重组的成本高达1292亿美元;在可能的情况下成本高达2720亿美元;在最差的情况下成本则更是高达4039亿美元。这样巨额的成本,国家显然无法在短期内支付得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或国家)不放弃对国有银行的控制既是其主观意愿的体现,更是壹种无奈的选择。
另壹方面,国有银行自身也不希望政府彻底退出。对国有银行来说,多年改革的好处是使其能够以“公权”谋“私利”,即在公有金融产权不变的情况下追求自身的“私人利益”。更重要的是,公有金融产权的特性赋予了国有银行获取垄断金融利润的天然优势,且能够在此过程中将大量金融风险作“外部化”处理,即它能够充分享受成功的好处,却不必为失败承担责任。因此,即便国家有放弃国有银行的意愿,国有银行自身也会总是会或明或暗地努力和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
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建立起真正债关系的艰巨性
提高自生能力的另外壹个关键是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债关系,即国有银行要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信贷支持,但这绝非易事。首先,国有企业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壹方面,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那里获得稳定的大量资金支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银行就逐渐成为国有企业最可靠的资金供应者,许多国有企业的长短期资金都要依靠国有银行,国有重点企业的贷款中有80%是由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① 唐双宁,中国银行业如何应对WTO挑战?,载《金融时报》2003年11月12日。。对国有企业来说,失去了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信贷支持就意味着失去了壹大笔“财源”,这显然是不能容忍的。另壹方面,在债务软约束的条件下,国有企业通过银行负债能够将自身的① 唐双宁,中国银行业如何应对WTO挑战?,载《金融时报》2003年11月12日。
表2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风险转嫁
年份
国有企业的银行负债
商业银行的央行负债
基础货币供给量
1985
4282.00
2248.60
2735.90
1986
5353.30
2681.60
3344.70
1987
6173.10
2756.50
3838.60
1988
7201.40
3364.40
4627.60
1989
8683.10
4209.50
5744.10
1990
10652.30
5090.70
7226.00
1991
12338.80
5911.80
9010.80
1992
15030.90
6780.20
10168.60
1993
17947.80
9625.70
13387.20
1994
19395.60
10451.00
17588.20
1995
23051.00
11510.00
20624.30
资料来源:蒋海、齐洁(2000),第40页。
企业将风险转嫁给金融部门,反映在风险结果上也就是将自己运营不善造成的损失通过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嫁给金融部门,最终以商业银行的央行负债和央行的货币供给增加反映出来(蒋海、齐洁,2000)。从表2中,我们能够见出,伴随着国有企业银行负债的增加,国有银行对央行的负债和基础货币供给量也同步增加。因而,国有企业确实通过银行负债将自身的运营风险转嫁给了国有银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上国有企业也在享受着运营成功的好处,却在某种程度上且不承担失败所带来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动力主动和国有银行建立真正的债关系。
其次,国有银行自身也不愿意主动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支持。国有银行之所以能够获得垄断金融利润除了公有金融产权赋予它的天然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利用充当国有企业资金提供者这壹特殊身份来获取垄断利润。换言之,国有银行实际上是把国有企业挟为“人质”,以此增加和政府讨价仍价的能力。壹旦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债关系,那么国有银行就会失去那种十分可贵的制度禀赋且丧失垄断地位,得和其他金融机构壹道平等参和市场竞争。容易见出,尽管从表面上见国有银行因为受到国有企业的拖累而不堪重负,但它本身且不想主动将这个“包袱”卸下。
五、国有银行改革:渐进的逻辑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正在进入壹个关键时期。从2003年底450亿美元的国家注资到2004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这壹切预示着中国国有银行正在经历着壹场暴风雨的洗礼。如今,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产权改革、完善X公司治理、争取早日上市这样壹个改革思路,更少有人怀疑国有银行制度只有仿效国外商业银行的做法才能最终获得理想运营绩效这壹推断的合理性。于是乎,更为大胆的改革计划就被迅速拟定且付诸实施。在“巴塞尔协议约束效应”和“时间约束效应”的双重压力下,改革者的急躁心态壹览无余。比如,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指出,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上市准备已基本结束,当下仍需要进壹步加强X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的壹些改革,距离发行上市且不是太远了①新华网2005年3月7日。
①新华网2005年3月7日。
我们且不否认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必要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采取了壹种渐进转轨的方式,在这场伟大而复杂的渐进转轨过程中,国有银行起着支柱性的作用,可谓居功至伟,但同时它自身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今已是积弊丛生,难以为继。国有银行体制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中最脆弱的壹个环节,是该大力加以改革和完善的时候了。但问题在于,既有的追求短期见效的改革方式且没有使国有银行的内部核心制度结构和金融行为更富有效率,只是仅仅使得国有银行的外观和技术参数逐渐和国际通行水平接轨。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既有的改革思路产生怀疑。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应以壹种渐进的方式进行。“变之以剧”既不符合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又抹杀了国有银行现行制度中合理性的壹面,在实践中也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我们能够理解改革者急于推进国有银行改革的良苦用心。可是,国有银行的制度变迁犹如壹条历史长河,它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我们不能也无法割断历史发展和制度演进的这种连续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完善的商业银行制度是壹种历史积淀,而转轨经济国家的国有银行制度同样也是壹种历史积淀。期望通过壹次“震荡性”疗法来完成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显然是对这种历史积淀的视而不见,最终恐怕只会是“淮南之橘,淮北成枳”。
另壹方面,在转轨经济下国有银行且非像壹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毫无效率。尽管国有银行的产生外生于经济的发展,但其有效性却内生于转轨条件下私人当事人的分工水平,它有效地缓解了贷方当事人的信息成本困境,且促进了贷方的分工,由此形成的储蓄动员有力地支持了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张杰,2001)。换句话说,人人所诟病的种种无效和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是国有银行为支持中国经济渐进转轨所付出的必要代价。进壹步地,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有银行也且非是低效率的代名词。比如,德国就是经常被引以为证的国家之壹。Altunbas、Evans和Molyneux(2001)采用随机边界法和自由分布法俩种方法对德国三种产权类型银行的效率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德国,私营商业银行且不比国有银行和合作银行更有效率。在国有银行体制存在有其合理性壹面的时候,渐进式改革应该是代价最小的改革方式。
同时,我们仍对国有银行的自生能力问题进行了探讨。对自生能力问题的忽视是目前国有银行改革成效甚微的根本原因。提高国有银行的自生能力必须满足俩个基本的条件,壹是政府从国有银行退出,二是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债关系,而要实现这俩个条件则是壹个长期的过程,这决定了国有银行改革不能操之过急,追求短期见效的改革方式对提高国有银行的自生能力有害无益。
我们且不是为国有银行的不改革而进行辩护,我们只是期望能够选择更好的、更有效的方式进行改革。在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已经成功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前提下,国有银行下壹步改革应以渐进的方式进行。面对WTO过渡期的即将结束,我们固然要加快国有银行改革的步伐,但必须坚持这种渐进改革的内在逻辑,以支持渐进转轨的顺利进行。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前景是唯壹壹块能够信赖的石头,只有这壹块石头才能稳稳当当把当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撬起来且慢慢晾干,舍此别无它途(赵先信,2004)。这意味着国有银行下壹步改革绝不能以经济增长的下降为代价,必然是渐进和长期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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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羽、李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壹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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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阅读~
1、
1、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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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宫中艳丽的花儿在寂寞寥落中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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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幸存的几个满头白发的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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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闲坐无事只能谈论着玄宗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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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皇帝在京城之外的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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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里指当时东都洛阳的皇帝行宫上阳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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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行宫里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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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些宫女天宝末年被“潜配”到上阳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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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这冷宫里一闭四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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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了白发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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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日依山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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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河入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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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欲穷千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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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夕阳依傍着山峦慢慢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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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滔滔黄河朝着大海汹涌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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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想要看到千里之外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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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就要再登上更高的一层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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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旧址在山西永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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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高三层,前对中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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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临黄河。传说常有鹳雀在此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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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故有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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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消失。
这句话是说太阳依傍山峦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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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想要得到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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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但也有希望、想要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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