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文秘网 2022-02-11 08:10:18 点击: 次
摘要:唐初八史的修撰。无异于在骈文盛行的唐初动员众多的史家和文士从事散文的写作。对《史记》等史乘的散文叙事传统是一种继承和延续,对中唐的古文运动是一种诱导和启发。因此。唐初八史实则古文运动的先声;此外,唐初八史主张质实的文学观也促进了古文运动的兴起。
关键词:唐初八史;古文运动;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8)04-0147-03
一、唐初仍然盛行骈文
骈文在齐梁时代已在文坛占有统治地位,到唐初仍具有继续发展的趋势。齐梁时代,不仅诗赋、诏令、表奏、祝颂、书信、问论等文章以骈文为主,就连史传文学,在叙事时也有明显的骈偶倾向;而史传的论赞部分。则是清一色的成熟骈文。我们来看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恩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谬。如日不然。请待来哲。”
这段文字是从声韵的角度讲文学发展的情况的,其本身又是一段精彩的骈文。沈约本人擅长音律,所以,写出的骈文又具有声韵之美。
初唐时期的文章沿袭六朝骈体绮丽之风,骈文仍然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奏疏、章表、论说等等的写作仍使用骈文,而且一直延续到盛唐,直至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后,文风才为之一变。“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新唐书·陈子昂传》);《新唐书·文艺传序》纵论唐代文风变化大势时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印,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白名家。大历、贞元问,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浞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地。”(《新唐书)卷201)概括得非常全面。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说:“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内兴文事。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珪)魏(征)、来(济)、褚(亮)之辈以材术显。成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指唐王朝)之得人,于斯为盛……变风变雅。主体不拘一途:既博既精,为学遍游百氏。”这段文字以优美的骈文概括了贞观宫廷文苑的兴盛气象。这一大批宫廷文人围绕在太宗皇帝的周围,形成当时的文学中心,领导着普天之下的文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骈文高手,唐太宗本人便是其中一员。太宗深知“虽以武力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十分重视文化事业;他注重文采,因不满前代晋史“其文既野,其事罕传”,于是下令重修《晋书》,还以华美骈文专门为《晋书》写了四篇传论;虞世南诗文兼善,不仅是贞观宫廷中最杰出的诗人,也是当时的骈文大家;至于魏征,则是初唐很有造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文章以奏疏见长,如《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等都是骈体名篇。 虞世南、李百药等旧朝遗民之后,骈文创作的优秀作家是“初唐四杰”,他们虽尚未脱尽六朝余习,但又显得刚健清新;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杨炯的《王勃集序》、卢照邻的《释疾文》等,都是脍炙人口的骈文名篇。明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评初唐诗歌说:“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初唐骈文何尝不是如此。
二、“古文自姚察始”
骈文的缺点之一是不宜于叙事,骈文兴起后撰史书于论赞外仍需用散文,因为复杂多变的史实很难完全依赖骈四俪六的刻板句式表达清楚,整齐偶对的骈文也无法准确生动地抒写传主的感情和事业,所以史家有不废古文的传统。在骈文盛行的唐初修撰前代八史,无异于动员众多的史家和文士从事散文的写作,这在古文不受重视的唐初是显得何等的难能可贵;而且,对《史记》等史乘的散文叙事传统是一种继承和延续,对中唐的古文运动是一种诱导和启发。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韩愈特别推崇司马迁,柳宗元在《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中说:“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而已。”说明了史迁等史家的杰出成就对于古文运动发生过怎样巨大的作用。而现代学者李培栋先生在《(晋书)的文学性》一文中说:“《晋书》纪传叙事的散文中有不少篇章形象生动,剪裁得宜,寓论断于描述之中,使读者于千余年后犹能由而想见当时风貌、态势,并且耐人寻味,饶有文学情趣。这种史学文字,应当看作是继承了《史》、《汉》光辉的文学传统的。”这种文学传统当然包括《史记》散句单行的文体风格。因此,在古文运动接受《史记》等史乘影响的过程中,唐初史家的创作实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唐初史乘在叙事时基本保持散文散句单行的句式特点。但有些作品在句式上也有明显的整齐趋向,少量作品甚至有骈偶特点,这是六朝骈文的影响所致。乔象锺的《唐代文学史》说:“八史叙事文字多用散体,或骈散兼施,皆力求具体、生动。避免粗陈梗概和板滞;史论文字则多用骈体,或以散文为主,都注重修辞和文采。”而顾随则认为韩柳散文正是有类似特点:“韩、柳文实乃寓骈于散,寓散于骈;方散方骈,方骈方散;即骈即散,即散即骈。”韩、柳散文这样的句式特点不排除唐初八史对它的直接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姚氏父子撰史,开始对六朝文体文风作变革。《梁书》、《陈书》不仅叙事文字全属简约质朴的散文,而且史论文字也大致避免用骈体,显得劲挺流美,不同流俗。如《梁书》卷17、卷35、卷37、卷42、卷48、卷52以及《陈书》的卷24、卷25、卷34等史论不含任何骈四俪六,都是用纯粹的散体写成。试看《陈书》卷24的史论:“梁元帝称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言也!观其雅量标举,犹善玄言,亦一代之国师矣。袁宪风格整峻,徇义履道。韩子称为人臣委质,心无有二。宪弗渝终始,良可嘉焉。”文笔平和简洁,语言明白晓畅,持论公允;不似骈文虽辞藻华丽,却往往不知所云,刘知几《史通·叙事》就说过骈文“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我们可以把姚氏父子的史论与魏征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相比较。魏征用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历史,在见识上要高于姚氏父子;但是在文体上,魏征史论仍用骈体,而姚氏父子却能在骈文盛行之时坚持以散文写史论,这是他们在文风上超出魏征的地方,对唐代的文学革新运动无疑具有开创之功。
对于《梁书》、《陈书》抛弃当时以骈文写史的做法,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中评论说:“《梁书》虽全据
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如《韦叡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赵氏的评价是极有见地的,他认为姚氏父子在史传编撰的实际行动中,叙事、议论成功地使用古文,开拓了古文运动的道路。从中国文学史上讲,散文和古文的倡导与重振,以唐中叶和北宋为主,而由陈子昂开其滥觞,由韩愈直接发起。事实上,姚氏父子早在隋唐以前就开创了古文先河,实为古文运动的先声,在古代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三、唐初八史的文学观与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唐初八史反对艳靡、主张质实的文学观也有很大的关系。《梁书》卷37后论指出,魏晋时,“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降至东晋、南朝,这种不良风气更加严重,甚至有人身为宰臣,“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以至于“朝径废于上,职事隳于下”。这段史论概括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时俗亦包括文风,由于鄙薄庶务、尚于玄虚的时代风气,致使当时文学重视形式而轻视内容;“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陈书》卷6后论)。而终日“以文学相处”的君臣们,有许多闲暇讨论音律及文字技巧,从而形成了以骈文为代表的浮艳文风。八史不满这种缛丽文风,主张文学典实雅正。《北书·文苑传序》说:“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憩滞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梁书》卷55称赞武陵王萧纪“属辞不好轻华,甚有骨气”,同书卷30称赞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辞”。与此同时,《梁书》卷4批评简文帝萧纲“文则时以轻华为累,君子所不取焉”,指出其诗“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日‘宫体’”,《陈书》卷27则指责号称陈朝文坛领袖的江总“属文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在文风靡艳的梁陈唐初,姚氏父子等的见解不仅眼光独到,而且切中时弊,显得难能可贵;姚氏父子等尚质实、薄淫丽的文学观,早于陈子昂在《修竹篇序》提倡的“风骨”、“兴寄”,虽是散见于《梁书》、《陈书》等各篇的零星表述,但对陈子昂文体文风改革思想无疑是具有启发作用的;而韩愈和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打破了六朝的绮靡文风,提倡文以致用;提出“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要求文章有实在的内容,反对空洞浮夸之文,这与唐初各史轻艳靡、尚质实的文学观是一脉相承的。
唐初八史融合南北文风的文学观对古文运动也有很大的彤响。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桑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河朔”刚健质朴,“江左”文风缛丽;魏征文学主张的实质,就是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兼顾文采与内容。令狐德棻等人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也提出文以气为主,要调远、旨深、理当、词巧的主张。融合南北文风的文学观体现了唐初史家的高见卓识,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文学发展的趋势。指导了有唐一代的诗文创作。在唐代诗坛,从初唐四杰到陈子昂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李白与杜甫的诗已经完全达到了文质彬彬的理想境界,不排除受到唐初八史文学观的影响。在唐代的散文史上,唐初八史融合南北文风的文学观对古文运动的产生有直接的影响。唐代重要古文作家李观(字元宾)便主张融合南北文风。晚唐陆希声作《李元宾文集序》,说文章发展“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风;而元宾则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体,激扬超越,若丝竹中有金石声。”所谓“不古不今”,即“亦古亦今”之意。这是说李观为文与韩愈不同,他是倾向于把先秦、两汉与六朝、隋至唐初这两个历史时期的两种不同的文风融合在一起。其实,韩、柳散文亦是如此,它虽言复古而实创新;它不仅吸收秦汉各家散体文之所长,而且充分吸收六朝骈文的成就。韩愈虽看不起骈文。《答李翊书》自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其创作实践并没有完全摈弃骈文。刘熙载《艺概·文概》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清人刘开在《孟涂文集·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说:“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实为精辟之见。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说:“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纵,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又在《送权秀才序》中说:“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这些话可以用来概括韩文丰富多彩的语言艺术。而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娘娘,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但是柳宗元在批评六朝文学之后又从中汲取精华,他的不少文章骈散相济,博采各家,如他在《与杨京兆凭书》所说“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方苞在《书柳文后》中说柳文“杂出周秦汉魏六朝诸文家”,方苞本意是贬词,但我们可把它当誉词看。柳文是南北文风的融合在唐代散文领域里最后获得成功的标志,“永州八记”即是代表。柳宗元融合南北文风创作的作品。真正是如魏征所说“文质彬彬”,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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